刘曼红有一连串的头衔，世界天使投资协会理事，中国天使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作为中国最早专门研究天使投资的学者，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拿不出一组数据来解释国内天使投资的情况。

　　“私人从腰包里掏出的钱无法统计，很分散。再者人们喜欢谈论那些成功的投资经验，隐藏那些失败的投资经验。要对中国天使投资产业有个数据的分析，太困难。”

　　但是有一点她可以肯定，“中国天使投资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天使投资这个词开始变得popular（流行）了。”她对记者说。

　　什么是天使投资

　　提起天使投资就不能跳过这些著名的案例：1998年，两位还没毕业的穷学生向Sun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安迪·托尔斯海姆讲述他们的创业梦想，后者对他们说：我听不懂你们的商业模式，先给你们一张支票，半年之后告诉我你们在做什么。靠着这20万美元支票起家，两个人一步步打造出了今天的Google，而贝托尔斯海姆的20万美元后来演变成了近3亿美元。

　　2010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的互联网超级明星扎克伯格，也是在天使投资人20万美元的资助下开始了梦想。

　　在中国，天使投资孵化金蛋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张朝阳的“爱特信”得到其老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尼古拉·庞帝教授等的20多万美元天使投资，后转型为搜狐网；2000年，李彦宏和徐勇借助12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创建了今天的百度。

　　似乎，天使投资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兴盛才出现的。

　　但在理论上，有学者认为“天使投资”一词起源于百老汇，指那些富有的人出资，来帮助演出得以实现。最初的天使投资带有公益性的赞助性质。

　　“现在，我们把那些在项目的种子期介入，从事这种高风险、以期获得可能的高收益的人称为天使投资人。”

　　实际上，刘曼红认为，天使投资的出现，比人们认识到这个词要早得多。从国外来说，1874年，年轻的亚历山大·贝尔就是借助于两位天使投资人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电话公司。最初，贝尔希望能够从银行获得一些启动资金，但银行认为他的想法太大胆，风险太高，没有贷款给他，而波士顿的一位成功的律师和一位皮货商资助了他，帮助其实现了创业理想。

　　而中国政府1986年制定的帮助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863计划”，也可视为天使投资的一种形式。

　　虽然天使投资单笔资金可能只是风险投资的一个零头，但在西方，天使投资的总规模是我们所熟悉的风险投资的3－5倍。天使投资历史如此久，从事人数如此多，这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主流不是大佬

　　“我们是初级阶段，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做得很好，中国是很多人在做，未必知道自己是天使投资人。还有很多人愿意做，不知道怎么做。”刘曼红这样概括中国天使投资的现状。

　　她在人大教授MBA课程，经常有学生在课间问她，“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天使投资人，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刘曼红的学生中有个女博士，是浙江温州人。知道她研究天使投资后，她很多老乡找到她，希望能学习、分享天使投资的研究心得。刘曼红组织学生去江浙一代进行调研，“很多浙江、山西的富翁在亲戚朋友之间进行的融贷行为，其实是在做天使投资的事情，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

　　在中国，提起天使投资人，一连串熟悉的名字可能会进入公众的视野：何伯权、雷军、沈南鹏、钱永强、徐小平、王雷雷、薛蛮子、杨宁、曾李青、周鸿袆、龚虹嘉等，他们的身份分别是今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山软件公司CEO、红杉基金合伙人等，总之都是企业界的“大佬”。

　　以何伯权为例，他一共投资了十几个公司，从最高的8000万人民币到最少的70多万，总投资金额接近3亿元人民币。这就给外界一个误解，天使投资是巨人才能参与的游戏。

　　但是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在天使投资界，他们可能示范意义而大过于普遍意义。

　　刘曼红介绍，美国天使投资人，最好是个人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夫妻年收入30万美元以上，或者资产100万美元以上。当然没有到达这个水平，也不是不可以做。

　　实际上“天使”们可能收入更低。《傻瓜的金子：美国天使投资背后的真相》作者Scott A. Shane利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及其他资料中大量数据，为一直被力捧的天使投资描绘了第一幅现实主义的集体画像。他发现许多天使仍然有自己的日常工作，投资金额为一万美元或更少。

　　刘曼红透露，美国天使投资协会去年的数据表明，真正参与投资的天使投资人平均年薪为七万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天使投资的主体并不都是那些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家，很多是有着普通工作的小人物。

　　“如果仅靠那些大企业家的支持，能够得到投资的项目数量会极其有限。要发动广大普通有钱人的能量。要通过天使投资团体，让这些普通人能够进入这个产业。”她说。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要想把整个产业做起来，老百姓天使人才是投资大军中的主体。” 研究天使投资已经三年的温跃宇对记者说。

　　温跃宇把自己定位为“老百姓天使投资人”。他现在是一家IT公司的首席财务官。2004年，他参与创办的一家小公司被一个香港上市公司收购。2006年，他参与创办的另一个小公司被一家美国上市公司收购。出售股份之后，他有了不少现金，开始在朋友圈子里投资项目。一共有五个，两个倒闭，三个还不错。他单笔投资通常在五十万元人民币之内，相对于送上门来的项目，他更喜欢自己寻找项目，并且只投业内熟悉人。

　　“我不难找到项目。我也没有压力。VC（风险投资）融了多少钱，有固定周期，有盈利率要求。而天使投资是我拿自己的钱，愿意投一年或者十年都可以，没有人靠这个生存。”

　　稀缺的天使

　　作为投资人，天使投资是比较洒脱的，投资的常常就是一张纸上的构想。他们寻找的主要是“对的人”。那些能够打动他们，引发他们热情的创业者。

　　这也是一个双向选择，“天使”同样也要经过筛选，温跃宇说，可能对于互联网创业者来说，山西煤老板的钱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创业者需要“聪明钱”，那些能给他们带来资源和经验的资本。

　　陈欧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是聚美优品网创始人，在创业之前曾经见过不少“天使”。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美国硅谷流行中国概念热。用美国的模式加上中国的市场，能吸引到不少资金。但是他最终回国来融资，因为他需要能在中国市场上给他“背书”的，有用的钱。“说这是徐小平老师投资的公司，员工都会比较好招，比较有认同感。”

　　但并不是每个创业者都像陈欧这样幸运，有挑选的余地。大多数人，在苦苦寻找一个“天使”让自己的构想得以实现。

　　让业内专家担忧的是，尽管热钱涌动，但全球的趋势是，它们更愿意流向项目中后期。刘曼红这样回忆，2007年秋天，欧盟的“创新融资论坛”在里斯本召开，她参与其中。那个会议本来一天就结束了。但是第二天代表们都留下来继续开会。因为前一天的会上，人们普遍注意到风险投资向中晚期投资的趋向，并提出了企业早期融资空白的课题。

　　为了推动全球的天使投资活动，大约30多个国家的代表开了座谈会，并联合倡议创建“世界天使投资协会”。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就是那次会议后成立了天使投资协会。

　　中国也面临着相同情况的困扰，有业内人士不得不感叹，“自进入投资行业以来，每天都要收到成百上千的创业计划书，其中初创期与种子期的案子占大多数；却都因为缺少天使投资人的介入，致使创业难！融资难！成功难上加难！”他指出，“VC已然PE（私募股权基金）化，天使即将VC化”，天使投资已成为资本缺口与产业之急”。

　　身为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也感到了自己的稀缺性。有次他见到沈南鹏时，沈对他说，中国像你这样的天使投资人不多。

　　“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不多呢。后来发现一个秘密。风险投资、基金希望越晚期进入越好，上市后很快拿到收益，这样效率最高。往往等VC进来时，这个项目变成公司，已经挣扎了二三年，都快要上市了。”他说。

　　面对天使投资VC化的趋势，徐小平坦言，诱惑很大。“未来我不知道会不会参与VC，但肯定我的真格基金是天使投资基金。”

　　要敢于承认失败

　　面对更大回报率的诱惑，一部分的天使资本蛋糕被VC市场分走，中国天使投资的发展本身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刘曼红介绍，在任何国家，天使投资的发展都需要政府来推动。“中国天使投资没有那么轰轰烈烈，是政府不够重视。”

　　她说，各级政府有引导基金，他们找基金公司来管理，交给市场，这是一种进步。但另一方面，政府没有认识到，基金公司已经非常有钱了，基金公司每个人管理的项目有限，所以他们就尽量选择投资大的项目，往项目中后期投。

　　从整个股权投资产业链条来说，ＶＣ、ＰＥ比较强了，政府再拿钱做ＰＥ是干嘛呢？政府应该在这方面起引导作用，去市场较弱的地方，建立激励机制，推动天使投资的发展。

　　她认为，“其他国家政府的能力和财力都不如中国政府强大，中国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方面，中国亟需完善。“得给天使投资人一定的保证。现在投进去了，企业倒台了，天使投资人怎么样有一个优先的补偿。”

　　温跃宇说，天使投资人是帮助企业，促进国家创新力量的生长，在很多国家会得到政府鼓励。比如美国，他们会给天使投资人发身份认证。得到国家认证的，投资在国家鼓励的领域，赚钱了，你有税务优惠。赔钱了，国家会补贴给你。而中国，没认证，没有补贴。尤其让他感到压力的是，中国在税务上还没有“摆平”，即使赚钱了，税怎么交？如果按照个税交，“就太高太高了。”

　　还有一个难题，来自中国的文化。刘曼红说，中国人的文化还是一元论，成功、富有就是衡量标准。这让很多天使投资人太执著投资结果，而不是享受帮助别人的过程。于是投资越来越往中后期，这样成功几率越来越高。

　　她说起这样一件事，美国天使投资协会曾来中国，寻求和中国投资人合作的机会。见了几个投资人，都声称自己投资“完全没有失败的案例。”这让美国人很失望，对方本来是想找有一两次失败教训的人合作的，“有过失败教训的人，会更加有经验。”最后美国人只好空手而回。

　　“中国人应该改变这种观点，要敢于承认成功，也敢于承认失败，要认为投大项目好，也要认为投小项目好，只有这样，中国天使投资才能蓬勃发展起来。”刘曼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