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投资者的角色，有许多误读。例如哈佛商学院一位学者特科，最近在《美国社会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研究私募行业职业结构和工作场所动态的论文。她发现从事私募行业的女人为数寥寥—与黑人比例差不多，占职业总人口比例均低于10%。特科还发现，尽管这两类群体刚开始都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壁垒(即入行门槛)，但女性面对的文化挑战更大。

她认为，首先，基金内部男性成员会很快以体育为名聚会相熟和结识，运动是一个筛子，通过它人可以与人联络和建立交情。而由于大多数女人都不是体育的爱好者，那就会错过很多自然交流的机会。这个观点的结论我很赞同，但并不赞同这个假设。

我仔细搜罗记忆中有关女性投资家在运动上的偏好，很快发现这个比例确实远远低于男性，不过，单单从生理上讲，先天女性处于柔弱的地位，还是后天女性不容易团结一致，集体实现体能超越和挑战?后者显然是更加显著的缘由。

我观察到喜欢体育运动的女投资家更容易和人沟通和交流，或者说她们内在更加坦荡和直接。如今基金行业里，频繁出差的女性随身总携带着运动鞋，以便在劳顿一天后可以回到酒店健身房跑步;而更年轻一代的女性投资者热衷各种时尚年轻的运动，如网球、高尔夫、滑雪等，每个假期都可以成为运动之旅。未来无论为了强健身体还是交流，以运动为名义的聚会，可能更多由女投资者参与和发起。

特科还发现私募行业最适合工作高于一切的人，大多数私募专业人士觉得这在本质上与生儿育女相冲突。而男性通常是“工作高于一切”的人，女投资家生育孩子的过程显然与工作是极大的冲突。

这个“为了适应物种永存”的性别，的确让当代独立女性遇到了尴尬和障碍，很多女投资家在孕育孩子过程中，都无法休完国家所规定的产假，去年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过，这并非难以克服，例如中金的董事总经理陈十游女士，当年就在快要临产时，还一直坚持参加各种会议。

我熟悉的另一位陈女士(为了表示尊重隐去名字)，是某国际对冲基金的中国合伙人。在孩子诞生和上幼儿园之前，她一直不雇佣保姆，坚持工作的同时亲自带孩子。她每天二十四个小时和孩子在一起，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我经常看到她在回邮件，孩子在一边玩耍或睡觉，而且她还带着孩子一起外出参加会议和谈判，有时，她甚至带着孩子坐飞机到美国或香港出差。会议中途，她会要求男性暂时退场—她要给孩子喂奶。我们经常和她调侃，说这个孩子十八岁时就可以退休了，因为孩子从婴孩起就见识了太多的谈判和大场面。试问这样的局面，一般的男性投资者想想都头大吧。

实际上，与泛泛的男性相比，女性投资家有一些专属于性别的特征：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更加自如的放下所谓的“面子”和自我，容易清楚地看到真实的自己;更加坚强和隐忍，是自己心灵的港湾，也是全部家人心灵的栖息地;内心更加强大和包容。

孟德斯鸠说过：“最好把国务而不是家务交给女人，因为只要有机会，女人就会和男人一样有理性有效率。通过抽象思维，通过计划行动，她最容易超越自己的性别。”在此，我借用他的话献给所有优秀的女投资家及商界木兰们：最好把商业交给女人，她最容易超越自己的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