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民工家庭人均住房租金(包括水电、燃料费等)在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上半年分别为110.46元、119.28元，呈增长趋势。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你的住房面积、同住人数、同层住户以及楼间距”等问题，希望以此反映农民工的居住情况。数据显示，39.3%的被访者住在工厂宿舍，其次有33.6%的人住在城中村出租屋，还有20.7%的人住在小区出租屋，仅有极少数人拥有自买房。此外，41.6%的住房租金是由单位或其他人(如亲戚、朋友)支付，因此，农民工的住房支出有被低估的可能。(见下表)呈现了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农民工平均住房面积约为9.61平方米/人，且楼层住户密度较大。我们拿广州2009年的情况与之简单比对，发现2009年广州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20.93平方米，远高于农民工。

　　而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从总体情况看，文化教育支出呈减少趋势。在问卷中，我们同时设置了“你有多少个子女”、“其中多少个在城市读书、多少个在农村读书”、“子女城市读书费用多少、农村读书的费用多少”等问题。数据显示，以2010年为例，孩子在城市就读平均每学期需要3955元，子女每月(以一学期6个月计)平均教育支出为659.2元，相当于月均工资收入的1/3强，而在农村就读每学期只需1043.8元，两者相差近3倍。在此背景下，从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的情况上看，在城市上学的小孩大多就读民办学校，根据调查组先前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实地调查，这些学校大多教学条件相对较差，但相较而言不需要交纳(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在公立学校所需的赞助费等开销项目。而从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的情况来看，近年来提出的农民工积分落户等户籍政策的调整的效应似乎仍然没有明显显现。

　　(二)新生代农民工出场，以人性化管理替代涨薪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年代甚至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在去年国务院发展报告中，已经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探讨，而我们的调研则更多地从量化的角度，描画新生代农民工的面貌。

　　调研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工资更低，打工年长更短，而且男性、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的比例更低，虽然其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但是综合而言，在五个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只具备其中一个因素的优势，且受教育程度对工资收入的贡献并不是最高的，因而其工资水平也相应低于第一代农民工。

　　在家庭城市支出的各个子项目中，两代农民工住房支出、食品支出、交通出行支出、医疗保健支出、证件费支出、罚款支出和其他杂项支出等都不存在差异。但出生年份与每月是否有节余方面存在显著负相关，年纪越小，越少节余。与此同时，数据显示，在总体文化教育支出减少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每月文化教育支出只在12元左右，而第一代农民工则在50元以上，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支出明显较低的原因，主要是未婚比例增加。从代际差别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无子女的比例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此外，在休闲娱乐支出方面，代际差异非常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休闲娱乐支出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增长速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近几年来第一代农民工的娱乐开支无显著变化。

　　为了理解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我们对东莞的劳动市场进行的探访，厚街镇劳动市场的黄京经理指出，“新生代”对艰苦生活条件的耐受力明显下降。黄京认为，“90年代到东莞打工的外来工，也就是70后，一般家庭条件非常穷困，他们能承受比较大的工作强度和严格的工厂纪律，80后的外来工由于大多结婚生子，开始有了家庭负担，因此也比较愿意留在东莞，但90后不同，他们有自主失业的倾向，相对而言，新生代外来工已经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与获得货币收入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过城市人的生活。在这方面，珠三角传统的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生代外来工的心理需要。与追求个性同时存在的，还有生活骄奢以及对工作的无所谓心态。因此，不少台资、港资的企业一改过去严苛的管理模式，开始转为人性化管理，例如，提高休假的弹性安排制度，放宽进出厂的管理，允许甚至鼓励员工恋爱，等等。在我们为陈志武(微博 专栏)教授安排的富士康调研中，我们甚至发现富士康开始通过举办“超级男、女生”的方式，进行员工才艺选秀活动，并新增了“速配”环节。而“夫妻房”也在各企业普遍发展。

　　(三)降低土地、社会保障成本：迁往内陆省份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户籍歧视是造成外来工在教育、医疗、居住方面福利损失的重要原因，而这些问题在外来工的户籍所在地附近的中心城市则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在内陆省份，不少地方政府都竞相降低土地和税收成本吸引企业内迁。因此，对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大型企业来说，在内陆省份开设工厂是非常好的选择。但这一招并非对所有企业都适用。首先，劳动力的成本下降幅度并不会太多，因为对珠三角制造业而言，劳工成本仅占总成本的15%左右，内迁后工资成本下降幅度不过10%？15%。其次，单个企业迁徙往往带来产业链集聚效应的骤降，交通物流成本大幅提升。因此，企业的迁徙往往是全产业链式的，很少有单个企业内迁，如果是单个企业，那就一定是富士康这种，有谈判优势，有集聚效应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大面积圈地，并通过带动就业和当地经济，提升地价，而不会在乎短期内工厂赚多少钱。

　　(注：本文数据引自：“代际视角下的农民工收支状况广东再出发——珠三角外来工收入支出调查报告”，作者：郭巍青、林涛、陈晓运、江之浛、 方丽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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