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农村发展最大的资源，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成为稀缺资源，升值空间巨大。农民作为农村土地的经营者和所有权人（农村集体）的一分子，理应享受土地的增值带来的收益。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物权法规定了“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笔者认为，应该从法律上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扩大其支配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自己的意志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主要体现在，农民享有土地的议价权利，能够分享到合理的地租，并获得土地的资本化收益。
在这方面，重庆市出台的“地票交易”制度不失为土地资本化的一个大胆尝试。其核心内容是将农村宅基地等复垦为耕地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转化为“地票”，然后在交易所公开拍卖，农民享有地票交易的收益。在地票交易制度下，农民的每亩“地票”价格是过去征地价格的三至五倍，甚至更高。这种制度让农民从土地的资本化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民被“上楼”成为“准市民”，实现了身份上的转换，但是经济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体现在缺乏经济上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应有的社会保障。目前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严重失衡，城市人口享有基本的养老、失业、工伤和医疗保险，而失地农民却没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进城的农民也无法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好处，成为被边缘化的“二等公民”。因此，城镇养老、医疗、低保应扩大覆盖面，首先覆盖失地农民，特别是对于过去补偿过低的失地农民，应当首先解决其养老保障、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其次，应为进城农民工提供相当于城镇水平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
成都户改经验值得借鉴。2010年成都实行户籍改革，明确破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异，允许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同时，进城农民保留相应土地权益。此外，给予农民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户籍人口享受的基本权利包括政治权利、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就业权利、基本公共服务等。在具体实施上面，《关于全域成都统一城乡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提出十二条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分区域统一的城乡住房保障体系。
城市化必然导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农民天然缺乏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因此，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乃当务之急。政府应该针对失地农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制定专门的就业培训计划，开展培训与就业一体化服务，努力提高失地农民转移就业率，保障他们未来的生计。各级政府要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负责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工作，并对培训机构进行严格认定，为农民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同时，积极鼓励用地企业就地招工。对失地农民从事个体经营、自谋职业的，要参照鼓励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政策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适当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管理费等。
日本的经验值得效仿。二战后日本同样面临城市化的发展之路，日本政府的农村教育政策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进一步加强，1965年至1973年期间，日本的公共教育投资年均增长17.16%，超过了同期经济增长率。日本政府对农民的职业教育也高度重视，1949年颁布《社会教育法》，利用公民馆、图书馆等设施对农村成人进行教育。1953年颁布《青年振兴法》，由政府资助对青年农民进行培训，从而使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正规化、制度化。同时，日本政府在解决农民就业方面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包括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动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在进城后不会陷入困境。
农民利益的保障取决于其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只有当农民阶层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成长起来之后，才有足够的能力与其它力量相抗衡，维护自身的利益。可以参照工会的做法，成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组织，负责与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方进行谈判。也可以现有的农民合作社为基础，赋予农民合作社更多的职能，除进行生产方面的合作以外，还能够代表农民表达利益、主张权利。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不是为了对抗政府，恰恰是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正如著名学者于建嵘所言，“如果引导得当，能够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存在的制度真空”。这方面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北京市朝阳区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当地农民成立了类似农会的组织争取与政府进行谈判，在以政府为主体的征地方和被征地方农民之间进行着利益的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