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谁要认为自己永远第一第二，那是做梦！”一位不愿具名的跨国公司高管说。其实，他所在的企业，在所处行业中全球排名前三，但在中国，它渐渐丧失了曾经拥有的自信与强势。
中国“入世”的第10个年头上，跨国公司的生存氛围与10年前已截然不同：国企因其政府背景及丰厚资源，执生态链一端；民营企业，尽管时有“国进民退”之虞，但因其灵活、反应快，稳居另一端；多年前曾傲踞生态链最高端的跨国公司，资源不如国企，灵活度又逊于民企，被窘迫地夹于两者之间。上述高管意味深长又心有不甘地自问：“十年前，谁能想到马云能有今天？”
一个半月前，当国人热议“个人所得税调整”之时，身处高档写字楼的跨国公司一族，对此异常关注。一位跨国公司高管私下对本刊透露，跨国圈里都非常关心，据说月薪2万以上的人，税负将增加不少。“个人所得税，最大的(交税群体)就在外企，交税最重，被查的也最严。”他说。
他们不但越来越“世俗”，心态越来越低，某些方面，甚至还表现出“弱者心态”的特征。
在2010年一份有关大学生就业倾向的调查中，“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已经取代“外企”成为最热门的工作机会，外企则与“民营企业”的选择比例更接近。年轻人现实的选择，是最客观的信号。“这几年外企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很多。”一位外资跨国公司高管不由得感慨。
不只是大学生，外企也不再是商业精英的首选，许多外企经理人纷纷“回流”，其中不少涌向了国企、民企(详见本刊2011年第1期《外企经理人“回流”后》)。
与此同时，Google、DHL、达能、丰田等一批外资企业，或自身出了问题，或在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下风。越来越多外资企业甚至被迫离开中国市场，包括人们熟知的百思买、帕马拉特、eBay等。
政策：黄金年代不再
2011年3月的一天，美国某工程设备企业中国区员工们收到了一个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消息—该公司决定撤出中国，在无锡的工厂也将转卖给其它企业。
很快，无锡市重点办的一位处长也赶来，希望留住这家企业。然而，任何人都已无力回天，大洋彼岸的全球CEO认为“中国分公司发展受困，需撤回投资”。
该公司一位内部人士解读说，主因是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的出台，让他们在中国的市政工程市场很难做。但更多人认为，关键还是他们在中国的生存模式存在问题。
“中国的飞速变化，逼着外企转型。如果思路不对，只有死路一条。”美国铝业公司亚太区总裁陈锦亚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事实上，最近几年“被迫”离开中国的外资企业呈增多趋势，他们不再是中国市场的宠儿，光靠名声、资金或是收购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舒服的日子到头了。
商务部贸研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是外资企业在中国一路走到今天的观察者、见证人，在他眼里，许多外企从当初的盛气凌人，到如今的谨小慎微，甚至开始为了争取权益而奔走呼号，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弱者”。而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政策变化。2009年，中国政府彻底取消了外资在中国享有的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这意味着从此后，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享受同等待遇，不再特殊化。
上述美资企业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如今，苏州、无锡等华东富庶地区的外资企业已经饱和，对新进的外资企业，不仅没有专门的优惠政策，甚至还对其产业类型、节能减排方面要求很高。“我们的工厂属于污染型，也就是前几年进来得早，现在是绝对进不来无锡了。”
“不仅东部如此，即便中西部地区，也对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基本上一视同仁。不会因为‘外资’这个名头给予额外的优惠。”王志乐说。
真正让外资企业恐慌的，还不是那些优惠政策的取消，更重要的是，一些不利于外资的政策出台。尽管在王志乐看来，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下面(指地方)对中央精神领会的不准确。
最典型的，是2009年科技部关于自主创新技术的认定规定，其中一条要求参评的技术成果必须是最先在中国注册的。这一条将99%的外资企业挡在了参评门槛之外。而被科技部认定的自主创新技术，不仅是一种荣誉，还将获得在今后的商业投标中被优先采购的权益。这无疑触动了外资企业敏感的神经，影响了外资企业的竞标优势，他们甚至担心，这是不是中央的意思，是不是中国不需要外资了？
美国赛门铁克公司中国区总裁吴锡源说，受这项规定的影响，赛门铁克中国区丢掉了不少项目；不过，赛门铁克和华为此前成立的合资公司，却因此受益，不少技术获评，业务量也爆炸式增加。
没有合资公司的外资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毫无斡旋余地。终于，跨国公司反对的声浪在两年后取得了效果，2011年初，国务院批示取消这一项规定，不再让外资企业感觉受“歧视”。
但是，外资企业的恐慌依旧在蔓延，“不少外企中国区的人请我去和他们的全球老板聊聊，让他们更客观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减少担心。”王志乐说，近年来这种邀请尤其之多。
舆论：“排外”风潮？
2008年，家乐福在中国遭抵制；2009年，达能背上欺负民族品牌娃哈哈的罪名；同年，可口可乐和汇源果汁一个你情我愿的收购，也弄得惊天动地、群起攻之(据说八成网民反对朱新礼“卖猪”)，最终落败。
放眼看去，并购门、捐款门、劳资关系门……在各种门中，最容易引起“民意”口诛笔伐的，便是外资企业。尤其在一些民粹主义者甚至竞争对手的煽动下，他们很容易成为“外国列强”、“八国联军”的代名词，对他们的批判，也早已超越了商业的逻辑和界限。
“中国的舆论应该反省，不能妖魔化外资。有些人以国家安全为名排斥外资，其实维护的只是企业安全，至今我没有看到一例并购真正威胁到了国家安全。”王志乐说，他还注意到，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提到中国当初“市场换技术”思路的失败，否认或无视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改变。
由于“民意凶猛”，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2009年3月被商务部否决，汇源果汁自此陷入艰难的自救尴尬中。汇源果汁董事长朱新礼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本刊表示：“有一些媒体不是非常理性、冷静地去分析这个事，可能不自觉地帮了美国人的忙，让他省了一大笔钱。所以可乐这个并购失败以后，可乐的股票涨了。要不，这是可乐100多年历史上在境外的最大一笔投资。”言谈间，透着惋惜。
谈到舆论问题，施耐德电气中国区总裁朱海也有些激动。施耐德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并购大鳄。当他们“吞掉”浙江民企德力西(德力西集团与施耐德电气于2006年12月17日签署合资合作协议)时，舆论风向确实有些令他担心。
“媒体总是报道我们如何控制了一家中国公司，却不报道我们为德力西、为当地政府做出的贡献。”他对《中国企业家》抱怨说，事实上，施耐德进入德力西后，不仅给所有员工都上了保险(据说原来没上保险)，对工厂进行改良，还100%地缴纳增值税，当年的地税翻了一倍。他们还注重环保，让职工、供应商、政府都满意，企业也已达到了上市标准。
有时候，舆论的力量强大到超越想象，借助所谓“民意”的推动，娃哈哈战胜了达能，而汇源却因为这份“不需要的关怀”错失了卖出良机。
当外资跨国公司易于成为“舆论”或“民意”的靶心时，他们的弱者心态油然而生。
竞争：强龙难压地头蛇？
“跨国公司在中国赚快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一位跨国公司高管如此对本刊记者感慨，现在是如何在华“生存”的问题。
“政策个别需要调整，舆论环境确实有问题，但市场竞争上败北，就不能怪别人了。”王志乐说。而眼下，大部分外企的主要压力都来自于市场竞争，尤其是中国本地企业的飞速崛起。
雅虎、帕马拉特、百思买、贝塔斯曼、DHL……最近几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铩羽而归的悲情故事层出不穷。几乎所有的外资跨国公司，都有“蓝海变红海”的感受。想当年，它们把先进的模式带到中国，却被中国本土企业迅速复制、学习、融合，如今以不可小视的力量与他们抗衡，甚至有些已经以更强硬的姿态将“老师”打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