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后，在改革红利逐步释放后，在制度变革带来的成长空间慢慢变小后，中国企业如何保持它的高速增长，如何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的问题，如何维持活力、保持创新。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阎海峰教授接受了《中国企业家》杂志的独家专访，就上述话题一一进行剖析。

中企：这个时代，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型企业，是不是都面临如何应对中速增长的新情况？它要怎样来处置变革？

阎海峰：我们先谈谈经济体的成长路径，一般认为是要素驱动型到效率驱动型，从效率驱动型到创新驱动型，但是的确不是每一个经济体都能够必然地走到下一阶段。有些经济体会一直处于要素驱动，就是靠卖资源，比如中东。反而那些资源非常有限的，它效率驱动然后到创新驱动，路径反而会更加顺畅一些，比如以色列。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它原来是要素驱动，比如自然资源、土地、劳动力的低成本，再加上环境，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要素驱动型增长带来了企业的行为是什么呢？企业关注是外部机会，最关注的就是外部机会，拿资源、搞关系，然后扩张、做大。

中企：在高速发展了30年后，在要素推动慢慢变得乏力的情况下，企业应该关注那些问题？

阎海峰：大家都已经感受到，接下来要进入效率驱动，很重要的变化是，从原来的紧盯住外部的商机，转变为回过头来开始盯住内部的管理问题。就是向组织能力和组织效率的提高转变。

如果要做好这一点，中国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必须提升。如果去看中国的企业，大多数的企业不管国企还是民企，它的那种管理的精致化的程度是非常不够的。

中企：那你觉得中国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中等速度增长的情况吗，现在每年的增速还是7%～8%，感觉情况还是不错的。

阎海峰：如果真的有规律，这个规律是它内在发展的必由阶段。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最终走向下一个阶段，这个历史上太多见了。中国的国民收入也不是第一次很高，在历史上它也有过很高的时候，为什么它经济高起来后，又下去了呢？

中国是不是一定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会进入效率驱动，最后甚至到创新驱动。第二个阶段也许有可能，第三个阶段我的判断更加谨慎。以现在这样的状态，我看没有一百年是无法完成的。我不是随便说说，这样一个长周期的判断，背后有很多东西来支撑。

中企：为什么对于中国顺利的转型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您如此谨慎。创新型国家有没有一些可以量化的指标？

阎海峰：为什么这么难，我们先谈谈中国的文化氛围。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人最常提出的三句话：第一个就是“谁说的”。这个与创新和质疑的精神严重相背离。“谁说的”，其实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它只关心说了什么，而不是谁说的。但对中国人来说，说了什么并不重要，“谁说的”才是重要的。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怀疑是科学研究的起点，最重要的是要质疑，但一个只问“谁说的”，而不问“说了什么”的民族要创新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句话是“有什么用啊”，中国人实用理性的哲学观念或者价值观也会严重影响创新。真正有用的东西都是当时看不出来的，比如说来莱布尼茨、牛顿发明微积分，有什么用？斯宾诺莎、黑格尔的哲学，有什么用？爱因斯坦E=MC²有什么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没有很明显的实用价值。但中国人可能就不太喜欢，这个注重实用的氛围也会制约创新。

第三句话是“看情况”，“看情况”是机会主义，特别是企业，做生意都是看情况看出来的。真正做企业，西方人不是看情况，而是看使命、追求。当然情况西方人也看，但更多是根据情况来决定使命，决定战略。我们的企业是看环境，看商机更多一些。结果你看到，中国企业的现状就是规模都不大，还横跨多个产业。你比花旗银行有钱吗？你比苹果公司专注吗？你的技术能超过IBM吗？为什么很多中国企业可以制造业、服务业甚至农业都做呢？

中企：一个关注使命的企业与一个关注商机的企业，到底有什么不同？

阎海峰：一系列的研究证据表面，西方人的思维更关注主体，比如他做企业他就关注他的企业，他作为一个人，他就关注自己。所以，在西方才会有人格、价值观、认知的研究；但中国人关注什么？或者以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来看，他关注是场，是背景，人跟环境的关系。因此，中国人做企业的时候，注重观察市场环境、商机。所以，中国企业家把自己的企业称为做生意，是商人。

中企：对我们接下来十年的企业发展有什么建议，从理念到实践有什么建议？

阎海峰：下一步的十年之内要成功的话，商机还有，什么商机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制度变革没有完成，这个里面还有相当一部分能量。但是这是往外挤了，一点一点往外挤，对民营企业来说，已经没有那么多不断涌现的机会让你抓了。

反过来，企业要更关注自身的发展，比如说能力的提升，管理水平的提高，治理结构的完善，制度的完善，真正地去把心思放在企业上，把自己的企业做好，为社会创造价值。中国的企业能不能完成这个转身，还是没底儿。

中企：为什么会没底呢？中国企业，或者说华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也有做得非常不错的？

阎海峰：四千七百万华人在全球各地做生意，不管是香港、台湾；或者美国、东南亚，只要做得好的全部都是政治背景，或者说跟政治关联的那种资源型的。比如地产、烟草、木材、洋行这种类型。这种企业的做事方式值得反思，它们还是要素驱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驱动。

中企：在中国目前的一些企业家当中，比如说马云、俞敏洪他们好像在各自的领域钻的还是比较深的，有一定的使命感。

阎海峰：对，所以我们说还是能够看到亮光，就是因为新一代的企业家，他能够有使命感，真正地做他专业的东西，不会什么赚钱做什么。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看三代，第一代不好说，要看三代。比如王永庆的公司，王永庆做得就很好啊。王永庆没了，现在是七人领导小组，往下再看嘛。

另外，这还牵扯到另外一个理念——我们对待企业的观念问题。华人基本上把企业当家业来看，这跟西方的观点不一样。做家业的模式和做企业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对处理的方式和对待的方式都不一样，包括衡量成绩的方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