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浩今年67岁，作为创业者，他的创业已经初具规模。放弃化肥，专心使用有机肥，让高健浩成了鱼米之乡最大的农场主

 高健浩

 古里镇位于江苏常熟市东郊。尽管离农忙时节没几天了，镇里仍是一片冷清，像全国大多数乡镇一样，村里的青壮年基本都外出务工或到当地工厂里工作去了。这是中国的城镇化改革对古里镇经济结构的最大改变，而当地第一个家庭农场——田娘农场正是诞生在这场变革中。

田娘农场的“场长”叫高健浩，今年67岁，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人民公社时期，他就是个种田好手。40多年来，高健浩一直与土地打交道。家庭承包的年代，他每天都会到地头转转，自家的田地走一圈半小时，而今他经营的家庭农场，坐车转一圈也要半天时间。

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高健浩也随后从常熟工商局领到了家庭农场的营业执照，这是常熟市第一家正式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然而在交流中，记者发现对于家庭农场的政策意义和制度突破，高健浩不是太明白，他只是对记者说：“袁隆平是让中国人吃饱，我的家庭农场是想让中国人吃好。”他操着一口地道的吴地方言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作为常熟第一种粮大户，他经营着6800多亩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非常赞赏高健浩的农场理念，并为田娘农场的牌匾题字。3月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常熟视察农业时，曾专程调研了他的农场。

在鱼米之乡的常熟成了最大的“农场主”，这是高健浩创业时始料未及的。2002年，高健浩打算退休。这个和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农心里总在掂量化肥和农产品产量的事。

化肥使用起来干净方便，尤其能带来增产，这对追求产量的农民来说是硬道理，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土地板节、农产品口感差、食用不安全等问题。高健浩小时候，当地农民习惯用人畜粪便给庄稼施肥，后来养殖和种植分离，人畜粪便被弃置不用。如今在化肥攻势下，人畜粪便加工的有机肥已成“夕阳产业”，当时有日本等国外大企业到中国做有机肥，没撑几年便在化肥面前败下阵来。

“利用畜禽粪便做有机肥，不是变废为宝，而是原来把宝放错了地方。我从来没有灰心过，因为我确信有机肥有前途。”2002年春，高健浩办起一家叫“常禾”的生物有机肥公司。在给有机肥品牌起名时，高健浩认为，有机肥是最好的肥料，是大地的母亲，就叫田娘吧。

当时招工很难，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做这行，又脏又臭还不体面，最开始只有残疾人愿意来做。比招不到人更头疼的，是当地村民不认有机肥，担心影响农作物产量。任凭高健浩说破嘴皮，农民还是不愿意用，最后高健浩决定把肥料白送给农民，依然收效甚微。

高健浩不信邪，决心打一场持久战，与化肥企业一决高下，但第一年的营收数字让他乐观不起来了，公司亏损严重，甚至连发工资都成了难题。高健浩面临经营企业以来最大的难题，也是第一个抉择的路口：继续做有机肥，还是顺势被化肥产业“招安”？高健浩闷在家中想了三天，眼前还剩一条路了，“别人的地不用有机肥，我把地租来，我自己用。”于是，在公司成立两年后，高健浩挨家挨户去说服村民，让他们把土地租给自己种，或与自己合作。

2004年，家庭承包经营已在中国农村实行了20多年，农户拥有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农忙收割，农闲进城务工已成风潮。当时，农地流转在政策上尚未破冰，整个常熟市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试水私人流转耕地。尽管不知道水深水浅，高健浩还是流转到了500亩地，成立起田娘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田娘牌有机肥消耗掉，用收成发给工人工资。

经历过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高健浩也知道自己可能随时会蹚到地雷。“我劝我自己不要怕。”高健浩说，“文革时期没被批斗的都是不干活的。真正的改革者一定会被批评，但时间会证明他是正确的。”

然而，仅靠500亩地，公司的有机肥还是无法全部消化。于是从2006年起，高健浩成立了米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入股的方式吸引了2500多农户加盟，涉地面积6800亩。

经过多年摸索，高健浩的“公司+家庭农场”的运作模式有了雏形。养殖业→收集废弃物→把废弃物生产处理成有机肥→返回种植业→生产优质农产品的循环产业链也建立起来了。“公司+家庭农场”模式不仅使有机肥有了去处，田娘农场的粮食产品也逐渐获得认可。田娘牌有机大米是其主要盈利产品，产品分普通、绿色无公害、有机等几种，市场零售价最低每斤3.5元，最高每斤45元。常熟当地的百姓也一改办喜酒以糕点“回礼”的风俗，慢慢形成了用田娘大米作为礼品的习惯。这样一来，仅是喜米每月的销售额就超过100万。

然而，随着合作社土地数量的增加，高健浩又头疼了。势头大好，加盟的农户也越来越多，这么多土地如何经营，播种、施肥、除虫，如何组织？这么多庄稼如何收割？这么多粮食如何出售？这些都是大问题。

此时，高健浩走到第二个十字路口：市场初步培育起来，对农户的有机肥科普及实践教育已见成效，大家已经认这种肥了，“收队”专心做有机肥，还是继续延长这个产业链？他选择了后者，将家庭农场进一步市场化。

现在古里镇九成土地已经流转。农民组成土地合作社，由合作社出面跟高健浩等承包大户签订流转合同，或由村委会出面组织并签订合同，合同期限通常三年。对于出让土地给自己的农户，高健浩每年支付每亩地400块钱补贴款，政府另行补贴400元。

对于37家合作农户，高健浩实施“六统一”管理：统一种子、统一机械化育秧、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技术应用、统一标准化生产、统一品牌销售，以保证产品品质。在收割后，田娘农场对农户种植的大米等产品统一收购，并统一打上“田娘”商标。为扩大机械化给农户提供耕种服务，田娘农场成立了农机合作社。

同样是土地规模化，田娘农场模式与上世纪60年代的人民公社有什么区别呢？“高级社，不高级……出工要跑几十里，收工摸黑没饭吃。一年到头忙生产，年底粮食难充饥……”这是60年前的农民走进高级社后，自编的歌谣。从1951年我国农民开始通过互助组，以及后来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形式开展劳作，然而想象中的规模效应、集约生产及由此带来的家家富足并没有出现。

田娘家庭农场虽然也是把土地集中到高健浩手里经营，但农户仍然拥有土地，37家合作农户的粮食所有权仍归合作户自己所有。但高健浩给合作的农户提供有机肥，也提供统一的品牌销售渠道，因此农民乐意把粮食卖给他。收得多，卖得自然就多。另外，由于使用的是有机肥，高健浩的收粮价格每斤比市价高出一毛多，农民的积极性也更高。

接受采访时，高健浩谈到他已经把视野放到了全国。现在，以有机肥为先头兵，田娘农场开始在全国范围复制自己的经营模式。通过和黑龙江省合作，田娘农场在东北建立了优质水稻基地3万亩，另外，田娘还与江西省浮梁县合作开发种植“田娘绿色环保无公害的生态绿茶”。

在田娘模式复制和扩张的过程中，高健浩遇到了“两证”缺失的问题：一是确权证，让允许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可以领到补贴，世世代代一直领下去，以保证真正想种田的人有田可种；第二个证是种植证，让真正懂种田爱种田的人从事农作物种植，以保证种地者的专业性。

家庭农场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还有一只拦路虎就是融资。靠土地吃饭的农民天然就缺少资产抵押物，银行对这方面的贷款支持力度又较小。“我们现在大谈城镇化，城镇化需要现代农业来支撑，而现代农业需要更多的资金。”高健浩告诉《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