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岁月
坐在观音桥的一家咖啡馆里，周力（化名）放下手机，神态略微放松，熟练地卸下了手机电池。打黑风暴中的重庆希尔顿股东彭治民被抓时的一项罪名为：对打黑除恶和公安机关依法管理“颇有微词”。为了避免言谈被官方追究，在打黑风暴高峰期，饭桌上大家会不约而同如此做。周力至今保留了这种小心翼翼的习惯，聊天中他反复强调：要匿名，不要录音。
尽管未身涉打黑风暴，那几年依然是周力最战战兢兢的年份，以绿化等各种名目参与的捐款，他估摸着几年下来不少于几百万，“为了自保，谁都没有少捐钱。怎么办？要不到其它地方投资，要不移民，要不花钱买平安呗。”
周力亦是今年重庆市的政协委员，身处工商联界别。今年的重庆政协会议，企业家代表们不再像前几年那么噤若寒蝉，但抱怨仍然是主流，融资难、玻璃门、弹簧门，这些民营企业的普遍问题在重庆只多不少。
也有十分刺耳的声音。一位政协委员就在讨论会上公开表示，重庆市政府对于打黑的反思不够，目前仅仅把所有罪过归于薄熙来与王立军，“难道仅仅是一个王立军跑到大使馆？”
参加政协工商联界别讨论会的是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马正其。为了安抚与激发民营企业家对政府的信心，他在会上回顾了重庆历届政府对于民营经济的重视，比如贺国强在任时期安排尹明善做工商联主席。
马正其同时向企业家们承认，薄熙来时期确实对民营经济谈得少，确实在民营经济方面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挫伤了民营经济的感情、友情。紧接着，他引用了邓小平的谚语描述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肯定，“没有国有、民营，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台下掌声阵阵。
的确，自薄熙来被调查后，重庆市政府开始旗帜鲜明地表达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并召开隆重的民营经济座谈会，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及三个配套文件。重庆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告诉《中国企业家》，这些文件主要从鼓励支持民营经济角度，在扩大投资领域、放宽经营条件等45个方面提供政策支撑。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都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并以投资补助和贷款贴息两种方式每年安排20亿元作为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德江书记来了几个月，弄得气氛挺好，但只是打一剂强心针，让大家安安神，很多人已经神志恍惚了。”重庆私营个体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邱继烈告诉《中国企业家》。
在他看来，之前打黑打得太猛，上千亿的民间财富被这场运动搜刮，当时社会层面上稍微有点气候的老板，非常谨慎，着惊着寒，随时准备逃离，“按照重庆话来说就是，收摊了，不干了，我认识很多老板，基本上都没有五年前发展期那种创富的野心和自信了。”邱继烈说。
按照重庆企业家圈子的说法，当时200多名民营企业家集体移民加拿大，其中不乏重庆商界的大佬。邱继烈的一位朋友是房地产开发商，虽然躲过第一轮打黑名单，但在王立军最疯狂的时候（已当上副市长）还是没有幸免，当时王通过重庆市纪委、公安、税务、工商等，联合开了一个募捐会，他的朋友就是被邀请者之一，“去了以后王首先讲话，说‘很多人反映房地产行业是暴利，包括涉黑，但是我相信，今天来的都不是这两种情况’，最后出门的时候一个人最少5000万。我那个朋友是躺着中枪，他本来已经移民加拿大了，公司已经挂靠宗申集团，结果那人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邱表示。
两年前，也就是2011年重庆两会时，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将“缩差共富”定为重庆两会的主基调，曾让躲过打黑风暴的企业家们由战战兢兢变为诚惶诚恐。身为重庆大渡口区工商联主席，卢志红很快接到不少企业家的电话：“卢主席，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企业家们相约喝茶聊天，分析政策风向。“我只能引导，告诉他们政府没说把你的财产拿来分了。”其实，卢志红也做好了最坏打算，“大不了我的私人财产给你充公。”卢说，许多民营企业家已无心经营，就是保安全，躲过打黑风暴以后抓紧转移资产和移民。
坊间的一种说法是，2012年8月工商联换届之时，统计部门做了专门的统计，当时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重庆向四川省投资的民间资本达千亿，而四川到重庆投资的只有三四百亿。
2012底，孙政才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仅一周，就组织召开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家们的“心里话和大实话”，足见政府充分意识到打黑给商业生态与企业家信心所造成的破坏。
“至今许多私营企业老板仍然如惊弓之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告诉本刊记者，由于许多打黑的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企业家的观望情绪仍比较浓厚。2011年下半年，童之伟曾到重庆实地调研，并发表报告指出重庆打黑是削弱或变相剥夺私营企业，并以其所得来壮大国有企业或补助地方财政。打黑期间，被判重刑和被剥夺个人财产的黎强、王天伦、马当、岳村、龚刚模等人，都是身家过亿的私营企业家。
打黑对于重庆民企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重庆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认为，虽然身涉打黑风暴的企业从数量上而言占比并不高，但只要地方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没有真正改善，其给民营企业家群体所带来的心理阴影就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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