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襄阳这个地方，有更多的地方，现在襄阳是四个襄阳，两个中心，一个是省域副中心城市，一个是区域副中心城市，产业襄阳、文化襄阳、都市襄阳、绿色襄阳，襄阳请了新加坡的绿化大师，帮整个襄阳做了一个总体规划，以2050年倒推，那个时候我们城市将会达到380万人，我们第一期的经济目标是到2016年，要占到200万人，就需要我们有承载力，我们规划的城区就达到200平方公里，是两百万人，就做了一个东街新区，因为中间有汉江和唐白河，中间有一个水库，水库上面就形成了一个余良舟的岛，这个岛有7000平方公里，围绕这个岛有襄城、樊城、襄州，襄城是以经济为中心，樊城是以服务为主的中心，襄州是以制造业、生产服务业为主导性的中心，东京是辐射周边的一个城市，有218平方公里，第一期做了316平方公里的新区，这个新区的基础设施，在今年初，明年基本上全部完工，5平方公里的CBD，就像陆家嘴一样，我不知道这两天，大家做过推荐没有，看过地图没有，我们的东街新区，像上海陆家嘴的区域一样，地形、地势、地貌更像，我们的十大基础设施都已经动工，包括高级中学、好的医院、大学城、图书馆、博物馆以及会展中心等等，已经全部开工，形成一个热火朝天的大战场，可以说我们今年的城市基础投资达到300多亿，襄阳这样一个城市，我们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才300多亿，今年就有300亿，除了东街有180亿左右，其它在城内，像老城区有通湖区改造和我们的城中村改造，有29个这样的综合体，可以这样说，要说用一个热气球吊到500米高空来看，襄阳这个城市就像汶川地震一样，到处都有拆迁工地，今年的拆迁量超过一千万，没有听到襄阳这个城市哪里有人上访，这些一线的大的投资商，都到襄阳，现在做的综合体都是，我们把襄阳划分成19个片区，你的人在这个片区里面，70%时间在这个片区，不需要到其它地方去，围绕产城融合，邻里中心、居委会到最后乡镇、一直到片区，每个片区都有综合体在这里，衣食住行都可以在这里，我们按照新加坡的模式打造。我相信襄阳的发展，和我们企业家的投资是有密切联系的，希望大家能够利用个机会，在襄阳看一看，我相信我们襄阳的机会，能够和我们的企业家，形成对接，使大家能够在襄阳，找到发展的机会，谢谢。
主持人：王市长把襄阳的特点，简短地做了一个介绍。我想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上，四位嘉宾想没想到，哪些行业与城镇化大潮下的投资机会不大？
杨义华：殡葬行业。
罗静：互联网行业。
主持人：我接着想问四位的是，我们不能光看到一些机会，四位无论是做基础设施的，还是做工程机械，尤其是工程机械，还是做养老产业，主题公园，四位都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这个跟我们理解的城镇化，应该说是高度相关的，但是我想问你们的是，即便你们所在的企业，城镇化的驱动使你们的产业发展速度可能会提速，但是你们是不是也看到，在这样一个机会下的危险，或者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或者阻碍成功的一些沟沟坎坎，我想你们说一说自己的行业，需要注意的现状，我们有记者、媒体报道，或者有你们的同行，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大家相互之间介绍一下，他们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请王市长做一个倾听，不仅从襄阳角度，还有各个城市，甚至比襄阳更小的城市，或者是另外的县城、县镇来回应，我们有很多困惑，局面也明白着，我想请你们四位，分别就自己的行业，提出一些涉及面，各个角度都可以谈，一些要注意的陷阱，企业家的本事就是发现陷阱要绕过去，但是我们要看到山是什么，水是什么，我们好驾驭，有请四位企业家。
杨义华：我来抛砖引玉。
主持人：工程机械有两家，一家中联重科、一家三一重工，我前两天在大连开了一个会，有一家企业是做育材，也谈了很多很多想法。
杨义华：我认为一个企业发展，不仅是这个企业家要有把握机会的能力，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因为对城镇化的预期，既要积极乐观和充满信心，同时要理性地看待这一点，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完全靠政府投资增长的话，已经转向为双能驱动，至少市场的因素会更多一点，市场有时候比较理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我们这个行业，就应该既要积极地去发现和创造机会，更要去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不要被政府和机会盲目牵着走，在国进民退那段时间，4万亿时候的话，造成产能过剩，当泡沫一消失的话，最后我们就留在沙滩上。
第一个意思，不要太盲目，太乐观城镇化，但是要积极，同时要理性。
第二个意思，还是要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在这种城市化浪潮中，去创造机会以后，实行企业化。
主持人：如果换一个词，叫城镇化大潮下的陷阱是什么？对于你们这个行业而言。
杨义华：就是不能过份地追求规模和产能，刚才也说了两个公司都产能过剩，面临着大量的菜园，就是面临着大起大落。
主持人：这个行业据我们研究，因为我们跟这些企业也有接触，他们的特点是几乎中国所有民间企业，都会找我们，我们刚刚跟五粮液、茅台签了大单，就是我们对各行各业的民间企业都很熟，为他们做服务和咨询，这个领域是涉及面很广泛的一个领域，我想起当时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一个励精图治的改革点，20年又是一个新的轮回，又有欠款，现在是求着去销售，但是不销是等死，销了是找死，因为欠款，一年两年赚回来，他还可能把机械设备给你，现在工程量稍微下来，尤其是市场上工程机械的饱和度，比如没有4万亿了，机械量需求大了，他赚到钱了，给厂家的钱也是没问题的，但是由于工程量的增速，远远小于工程机械的供给量，这个时候的付款方式，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甚至是他们都可能倒闭，如果是按照完全的清理债务角度来看。
我认为城镇化的提速，如果再有4万亿，反而是能破这个局，能救这个行业，可是我说城镇化是机会，城镇化的速度是机会，你再拿4万亿来，城镇化加速，我刚才举的工程机械有几家，马上缓解，可是这个希望基本破灭了，他想政府大规模地，在这种岌岌可危情况下，地方政府再去投资是不容易的，我想它的速度快，反而是破解这些企业的救命稻草，但是现在大家也都理解，指望这个速度能够有多么快的提升，看不到迹象，就得像您说的，提高核心竞争力，现在到底要想什么办法，来破解恶性竞争，预付款很少，这样一个企业发展的，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坦白说还没有找到出路，因为没有竞争，如果没有竞争还好办，甲乙方去探讨缓解资金链还好办，现在是恶性竞争是几家比着，就比较麻烦，这是我看到工程机械行业，城镇化是救命稻草，如果现在不提城镇化了，工程机械更没戏了，提城镇化，甚至工程机械行业，还期待城镇化进一步加速，地方政府进一步投资。
罗静：主题公园从旅游综合体产业来看，是一个比较大的投资，一个主题公园大概达到60亿、70亿左右。
主持人：您在中国哪个城市投资？
罗静：江苏、镇江，我们是当地的重点项目。卡通奇迹，它是一个综合体，里面的品牌包括福克斯、华纳等综合品牌，我们是选址的，我们比较怕地方政府，一个地方的公园比较多，造成恶性竞争，项目就是审批这样类型的主题公园比较多，造成完全本土的恶性竞争，本身这个品牌也没有特色，我们认为这是城镇化的一个担心和陷阱，或者说是一个危机。
主持人：也怕像中国很多产业一样，叫产能过剩，无论产品线的技术都是在低端产业去竞争，或者是咱们的政府，这个项目已经到镇江了，现在可以到古城襄阳，批了一家，就形成了竞争，这个说得非常好，他们很担心过剩，甚至是在比较近的区域里面，高速公路或者高铁一小时路程，都可以带家人来逐个主题公园玩。
罗静：我们选址是1小时经济圈，一般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一些规模小一点的主题公园或者是主题乐园，一些城市带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它涉及到很大量的投资，如果批复太多的企业…
主持人：一方面说政府管制不合理，甚至说政府的行为不确定性，甚至说政府有贪腐行为等等，但是几乎所有企业家，又希望政府批我不批他，又希望政府接受我一些好处，一方面对于一些现象不理解，抨击，一方面又涉及到一些坏现象，刚才她谈到批复两个字，我就想顺便说一下投资机会，这个机会是谁给的？比如我今年年初钢跟船舶公司做的一个项目，他们的老总是中国经济人物，是央企一把手，我就了解到日韩的船舶现状，和中国的船舶现状，包括一些小的民营企业，大的国有企业在高流过程中发现，他们都希望发改委也好，政府也好，限制船舶上马，但是一方面希望政府不要管制，一方面受害于恶性竞争、产能过剩的企业家，又呼吁政府要管，又埋怨政府没管，你怎么又批了这么多项目，乱批，使我们处于恶性竞争的泥炭，水深火热之中不可自拔，我就特别纠结，我也在想，我站在企业家的角度来想，到底这个投资机会，不管前面的定语怎么说，就是投资机会，是谁决定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要呼吁政府，要给我们先进入者，或者是给我们某一个行业，给予一个严格的、审慎的决策审批，或者是不管了，你不管了，机会给每一个企业家，愿意竞争就来，咱们就拼这个竞争，这两种，你们有话，你们可以腾，你们支持哪一派？这个机会是我们大家去PK的机会，还是说把这个机会的权力交付政府，不管是国家发改委还是地方政府，您来定这个事，就一家两家，有多大产能，这个词是在我18年的管理生涯中，北大纵横，几乎所有大企业的脑袋都摸过了，但是这个题，我还是在纠结当中，实话实说这个不好回答，因为今天早上出了一个消息，洋行允许各银行，放开贷款利率，今天开始实行，这是一个好消息，可是我也发了一条微信，有400多位关注和回复，也说到放开贷款，那这个里面的中小企业，是有机会了，但是这个机会，这个里面的陷阱或者灰色空间，不是跟大了吗？它去跟银行博弈，在今天现金需求，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么渴求的情况下，一个企业跟银行去博弈利率，就是高利贷显现化、合法化，是不是有这样的顾虑了？放开是好事，我也呼吁存款利率放开，但是他们说不能放开，因为工作没做好，只能放开贷款利率，但是最需要贷款的中小企业，在和银行博弈中，仍然处于下风，这个里面20%、30%，咱们认为是高利贷的比率，就是稀松平常，还有一些隐性的，这个也是一样，到底这个指挥棒，是交给市场，还是我们要有一个权力机关去控制它？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投资机会，我想听听你们的观点。
高鸿鹏：我先说刚才王总讲的，对城镇化过程、对于我们行业的陷阱，我是比较乐观，我觉得基础设施，主要是和政府在做，对政府信誉还是很乐观。
主持人：最近是对政府信誉，过去30年来，今年是对政府信誉最不乐观的一年，就是对政府的信誉，现在是越来越乐观，还是到了不乐观的极点？
高鸿鹏：我刚才说的是个人看法，没有说社会看法，我觉得还是乐观的。
主持人：放眼30年来看，是越来越乐观还是平着，或者向上走？
高鸿鹏：向上走。
主持人：今天这个时代，评估政府，尤其是金融这个角度，政府做工程，和政府有个信贷关系、委托关系，对政府的还款能力是乐观的。
高鸿鹏：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的评价是乐观的，我的想法也是一直很乐观的，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的形象，一直在持续很好的发展，我不认为我们的行业，从企业这个角度，因为自己的企业，要量力而行，不应该丧失理智，这个和政府没有关系，从企业角度，没有考虑行业陷阱。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对政府决策有一个意见，我是想给一个城镇化的决策意见，就是你要重视传统文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处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国的近邻日本，他们的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发展，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这个需要政府重视。
刚才您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没有任何权力组织，您说政府万能，我肯定不同意，我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的发达相比，政府的管理是必要的。
主持人：怎么把握这个度？利率现在已经放开了。
高鸿鹏：我们国家这几年的产业规划、引导，特别搞笑的就是光伏产业，但是政府的规划，企业家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能全信，企业家应该有自己的决策选择，不能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委托给政府。
主持人：刚才罗总谈到她的主题公园，在一个区域里，尤其是在一个城市里，她们慎重选择了，您觉得是不是政府有这个权去做？罗总是做设备、品牌、管理都是一流的，还是应该由王市长来管，襄阳仅有这一加来做。
王忠运：这个市场不是批的，你在这个市场投主题公园，你要有开发性，有开发醒酒投，没有开发性就不投，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不是批不批的问题，而是活跃问题。谁投资谁负责。
主持人：您有一个前提条件，政府有权不让我开，如果没有前提条件，你签的协议对我无效，我爱投就投，前提条件就是您有权不让别人投。
王忠运：这个是有法律效力的，就是我给你的就不是说着玩的。
主持人：政府有权不批第二家，比如我就在襄阳开一家，你不让我投不行，比如另外筹一块地。
王忠运：不可能，我不给你地，不给你规划就行了，这是政府的权力。
主持人：地可以有旧船改造。
罗静：这种重大项目都要发改委批。
王忠运：利率的事也是这样，不能给他太明白，但是要明白化，20%、30%是很基本的，小企业都是到处去借高利贷了。
奚志勇：我从宏观角度讲，因为我原来也是政府的，负责了上海市一个开发的整体规划，可能说我对城镇化的感悟，比别人深得多，从上海走过来的，像城镇化的问题，你第一个说的是伪命题，任何城市的发展，对每一个城市的发展都是有机会的，但是现在搞城镇化，政府强势的搞城镇化有问题，上午顾主席也说了，政府是领导，投资者是指导，最后做到指导，城市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如果土地是公有的，城市化推出速度越快，问题越大，如果土地掌握在政府手里，农民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也许共产党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像我们全国各地，襄阳的拆迁量这么大，要花多少代价和精力去做，我是开发投资，这些事情不是人做的，但是因为上面领导要求这样做，就必须做，城市化首先是解决土地问题，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就是把利益问题解决了，现在各家都在争各家利益，特别是政府，当然政府也不是为个人，但是政府要考虑利益问题，特别是现在的腐败问题，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而且全世界来看，美国要推城市化，日本要推城市化，全世界只有欧洲的城市化做得最好，他们是自发的，如果我们要人为干预它，像襄阳这样非常好的历史文化古城，可能在城市化中就很难，还有一个是环境，比如上海，它是世界级的，但是你去问当地老百姓，幸福指数根本没提高，因为幸福指数根本不是和经济基础捆绑在一起，是有影响，但不是绝对的，原来要拆迁的是农民，城市化以后，把房子拆了以后，没有人愿意干了，他宁愿在家里打麻将，然后就上访，我们不是一个完全城市化的国家，城市化可以一下子把经济拉起来，不像上次4万亿投下去做，现在的政策，看看中国，每一个产业在后面加一句话，所有的产业就起来了，中国企业家利用政府的能力特别强，像刚刚王总说的，政府可不可以控制，实际上政府控制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假设政府的领导干部全是有能力的，很难保证你们做了一个景观，我们就要做，而且我可以找一个理由进行评估，评估应该由市场评估，我们现在处在两个阶段的过程中，我觉得现在总书记也好，总理也好都非常睿智，宁愿把GDP降下来，让大家回归理性。
大家想想什么事情是通过政府强制去推动的，就是近30年，包括道德、良心，我们可以去台湾看看，台湾的公务员体诚信和良心了，中国近来从养老角度来说，不管城镇化还是不城镇化，都需要拿钱出来进行养老，关注我们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特别是养老问题里面，农村的养老、城市的养老、干部的养老差距太大，你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中央政府必须拿出大量的钱来解决，因为我们人均是很低的，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但是分配到每个人就没有多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城镇化涉及到13亿的人口，我真的非常担心我们的管理，我还是担心高于信心。
主持人：我理解您说的城镇化进展不反对，城镇化进程的速度要考虑，城镇化需要考虑的因素要非常缜密，我也体会到城镇化，简单把它聚到一起，又盖一个居住集中区，完成一个形式上的集中化，盖一堆房子和硬件，把人集中在一起，这种城镇化，存在的后续，我们难以预料的问题很多，这种问题反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今年的三峡问题，是否影响到期后等等因素。现在不是说简单地，把分散地的农民收入提高，现在不仅是修好了楼和路，不仅是生活配套，重要的是来到城镇化，这些人的工作，大家工作后的收入怎么解决。
王忠运：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有人的观念支撑，不光有洗脚上楼，还有洗头上楼，就像将来说我不交物业管理费，将来这个地方没有物业，这就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没有物业，再好的房子都是贫民窟，所以并不是盖我房子，就是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首先是要有产业支撑，人的城镇化，人的观念的城镇化。
主持人：我就想到四个字，安居乐业倒过来，乐业安居，我记得在15年以前，90年代末期，北京市也考虑，做金融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北京，还是要一个工业色彩，我们也参与了北京市的规划，最后不得不无奈地选择，还是要有工业，只能在前面加两个字——现代工业，因此把韩国现代汽车引到北京现代工业，现在工业就是要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实际上完全高附加值的金融，或者是第三产业。
奚志勇：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就业问题，关键的是要解决教育问题。从城市来看，襄阳这个古城已经几千年了，属于慢慢用十年盖起来也可以，但是它没有文化，扎根不下来，为什么中国的古城不成功，就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原因，现在像内蒙的鄂尔多斯，绝对漂亮，但是没有人，像海南造了那么多房子，没有产业支撑，这些地方全是老头老太去住，成本高，没有什么去保障，包括辽宁也造了一定的房子，但是没有人，最终还是人为环境的发展。
主持人：包括唐山的新港口，现在也是投资最大的，也不能叫鬼城，也是产业做起来的一个空城，叫曹妃甸。总的来说现在城镇化大潮，目前我们的一个看法，就是陷阱在哪？不要认为是大潮，这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被大潮所忽悠，或者是用一个词煽动，还是需要企业家稳打稳扎，看到我们中国有这么多农民需要进城，他们也需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今天的内涵变了，像几大件今天也变了，人需要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是欧洲，也不好找现状，而在中国，哪怕咱们身边有亲朋好友，你是不是想把他株连九族带进城，没有不想的，所以咱们能理解，还有那么多人向往着美好生活。
奚志勇：这个条件是农村太苦了，如果农村不苦，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父母送到城市里来，因为农村的环境要好得多，像襄阳这个小城多么漂亮。
主持人：就总体来说，即便是欧洲，也是少部分人在农村，大部分人在城里，我在全世界去了50个国家，包括南非，越是到城市里，越是生活层次偏低，甚至城市中心还是最不安全的地区，还是有贫民窟、类似于我们城中城这种。总体来说，全世界不管哪个国家，总体来说，大部分的人从大概率来说，还是希望往城镇化游走，中国恰恰是少数的需要，有大批的向往城市生活空间的国家，这是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改，我们以后不想大潮，一想大潮，可能就急功近利，求速度，可能会使我们的企业，有不同指标，销售收入，应收款多，那个收入可能也是纸上收入，我们要做效益，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要看到大潮下的陷阱，就是速度带给我们不切实际的期望，所带来的风险。
我现在想问问台下的很多企业家，有没有说你所在的行业，有我们几位在前面没有谈到的，你代表你的行业，城镇化大潮，就投资机会谈一谈自己的感想，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问台上的四位嘉宾。
北京中池环保：我们是做垃圾处理、废水处理这些方面，刚才听了台上几位嘉宾发言，我其实有几个问题，实际上我也没想明白。
第一，刚才大家也没说，所谓的城镇化和城市化是什么区别？其实中国克强总理这一届，对于城镇化这个概念，并没有完全出来，规划到年底才出来，我们现在这样去理解，是不是盖楼就是城镇化，是不是好像东西上楼，就叫城镇化，在城市盖楼就是城镇化？
第二，关于投资机会，我刚才听了，因为这几年我们一直也做一些国内项目，现在城市的发展，我觉得跟原来不一样的就是，刚才奚总说的，其实在我们目前国内的环境当中，我感觉有一些问题，现在我们求大，就是一个城市一下就推动起来了，比如说我现在看投资几十亿的都是小项目，几百亿的都是项目，因为我是做环保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我感觉如果投资对一个环境来讲，一个是地面的东西，我盖污水厂是管得长的，但是污水厂的投资没有管线投资大，从北京开始下雨以后就淹了，今年武汉也淹了，我觉得这种投资机会，现在怎么去理解它？现在我们感觉越来越多的东西，都是表面的，包括地面上的东西立起来以后，就是解决问题了，整个城镇化的概念就实现了一样，我理解的我们不是一样。
对于第一个做市政，我们因此算一个行业的，就是您对于目前在我们市政行业，我主要做的是环境项目，您对于环境类项目，这种投资机会是怎么理解的？谢谢。
高鸿鹏：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叫城镇化，不叫城市化？我的理解也不一定标准，就是人口不是向大中城市聚集，更多是向乡镇，包括县一级城市聚集，我是这样认为的。
第二个问题，就我理解的回答一下，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西方要一百年走完的道路，我们要十年走完，就造成我们的城市建了拆、拆了建，但是最近几年，政府的观念有一些变化，大家都意识到规划先行的重要性，我想底下管网包括综合施工，可能会比前五年、前十年有更大进步，未来的变化是美国有，底下管网，以纽约的为例，它可能50年、100年都不会有问题。
北京中池环保：我们有一个理解，我们的投资和未来的管理，有一次在论坛上讲，现在是重投资轻管理，我说一个关于城市垃圾的事情，我们住在城市里面，包括我们挣钱，希望最终的生活环境好，这是一个最终的目标，但是我们现在投资这一块，大家比较重视，包括系统、搜集系统、处理系统建起来以后，关于后期的管理，往往不是很到位，其实系统建起来，不代表你将来的功能就会实现，这是肯定的，比如我们在北京，现在也有垃圾分类，它的系统建起来了，但是功能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里头的机会在什么地方？这实际上我是我们做这一行也好，还是您做这一行业好，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机会和管理机会，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对于一个镇政府来讲，是需要并重考虑的，因为是看得着的，但是管理方面，现在天天网上都有城管，和老百姓打架的问题，包括垃圾问题，我们跟美国有一个TOP 1做垃圾的公司，跟他们在合作，我去过他们的一个垃圾填埋场，中国人大部分没有去过，就像武汉新的火车站，对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垃圾场，所有人都能闻到那个味，但是在美国洛杉矶的垃圾场，它是跟一个马场来的，你根本就闻步道味，这一种就是我们未来城市建设当中，它的投资和管理当中，是需要有很大的费用在里面，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对于现在国内的状况，那天我们在上海，有一个研讨会的时候，就是说速度是不是，可以和你最终的名声平衡。
主持人：您的问题和前面大家伙的一样，速度要往平迟推进。
陶丹：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五位，中国为什么要提城镇化？它的目的是什么？
奚志勇：我刚才在开场的发言中，就和大家分享了。我们不要讲官方讲的话，城镇化是最大的潜力，我的理解是我们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有户籍制度和财产原因，不能自由去流动，现在的城镇化，从户籍上、财产上有一个变革，这将会是一个社会的大变革，现在全球的趋势，全世界有一个大的迁移，中国也一样，居住地和就业地的变化，重要的是将会引起社会的变化，这是我的理解。
杨义华：我不知道这位提问的朋友是住在城市还是农村。城镇化应该是均等化，就是农村应该和城市里居住的人一样幸福，同时也是我们国民的一种基本诉求。
陶丹：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城镇化恐怕只是众多手段里面的一个手段而已。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是一个80后，我是来自中国产业地产与产业联盟，我是湖北武汉人，但今天是第一次来襄阳，今天谈到城镇化大潮下的投资机会，对于我也是一个机会，应该说我的成长历程，今天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城镇化的概念，也跟我的工作有很大关系，我不是企业家，但是我是为企业家无的平台，因为今天上午辜胜阻教授提到一个问题，我想问高总，中国产业、地产与城镇化联盟，我想给高总抛出一个橄榄枝、绣球，如果想邀请你加入我们这个联盟，就是助推城镇化的伟大进程，你愿意吗？
高鸿鹏：我们作为企业，对于参与这种城镇化，希望给更多的客户，给社会做一些贡献。比如这些好的平台，能够实现资源互补、优势发挥，那我们何乐而不为。
主持人：本来这场主持话题比较轻松，我控制的话题节奏非常把握，没想到会晤没给我顺延20分钟的权利，我们把晚了的20分钟没有顺延，虽然晚开始了，但是我们搞好团结，不再去索要顺延的二三十分钟，接下来还是请各位嘉宾，每人一句话间断有力，围绕第13届天会，围绕这个话题，城镇化大潮下的投资机会，再留一点墨宝，留一点至理名言。
高鸿鹏：我觉得这个理念，规划、建设管理都很重要。
奚志勇：中国话说得越大的事情，可能拖得越多。
杨义华：城镇化不是大潮，但是是机会。
罗静：我认为投资和运营同等重要，刚才那位朋友也提到，投资只是一个开始，长期的运营，就是确保长期获利的一个根本来源。
主持人：说得太好了，把他们四位最后的一两句话，大家去仔细品位，对于我们少走弯路，又能达到我们理想的愿景，会起到很大的帮助，希望大家多体会他们的发言，谢谢各位，谢谢王市长莅临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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