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想成为食利者

是谁让民间借贷变成崩盘的高利贷？房地产。是谁抽走了实业的血？房地产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积累了丰厚的民间资本，但没人说得清它到底有多大。也没有人说得清民间资本的损失到底有多少。

那么温州的这些财富到底去了哪里呢？

“一部分变成了库存，一部分变成了房产，还有一部分被挥霍掉了。”上述温州市经信委官员说。其中房产的比重最大。

2009年，温州房价开始飞涨。整个温州都沉浸在一种亢奋情绪中。

温州人对房地产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偏爱。1990年代末，他们就开始在北京上海买房子，2001年之后温州太太炒房团闻名全国。上百人的企业1年赚的钱，还不如太太炒一套房子赚钱多。据温州商会统计，全国的每一个县，都有温州的开发商，温州本地就有50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从项目分布上看，温州的开发商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这正是房地产过剩最严重的地方。在银行贷款极度宽松的情况下，实业企业大规模涉足房地产开发，一场更大规模的投机开始了。

房地产高杠杆率的特点，又使得短期过桥资金非常重要，民间借贷的需求飙升。

“温州高利贷肆虐，与大家进入房地产的热情成正比。”温州三角洲房地产策划公司总经理陈好说，民间高利贷2006年已大规模展开了，一开始是3分，到了2008年慢慢变成了4分、5分，2010年8分、1毛的价格都出现了。开发商之所以敢借高利贷，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房地产是暴利。

2009年，温州置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个项目，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100%的回报，这对利润不到10%的传统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2009年底，这家公司联合250个中小企业主，以37亿的价格拍得了黄金地段置信广场项目。250多个股东大多来自眼镜、服装、人造革等行业。而这250多个股东的背后还有上千人的集资。这个庞大的中小企业主联合体除置信广场外还同时拿了八九个项目，买地的费用高达80亿。这80亿大都是从实体经济转移来的钱。2010年，许多人都相信置信广场的价格要超过10万/平米。但是在2012年开盘时，置信广场的均价只有4万多，勉强高过楼面地价。

除了这些中小企业主，温州的大公司奥康、报喜鸟、人民电器等也都涉足地产。几乎每一个房地产项目背后都可以看到实体企业。那时候，买到房子就赚了，钱借出去就赚了。“1000万借出去，一个月3分息就有30万，一年就有360万，你还做什么事情。”黄发静说，好像从来没人想过这么高的利息到底要从哪里能赚回来。整个温州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连老太太都知道把钱交给放高利贷的去赚钱，奢侈的生活方式也开始盛行。最铺张和高调的人群之一就是放高利贷者，豪宅、豪车是他们的标配，去澳门赌博成为新时尚。本来他们以为花费的只是赚的利息，高利贷崩盘、本金拿不回时，他们才发现只是在挥霍自己的本金。

这场狂欢在2011年下半年戛然而止。当时，老高跑路、银行抽贷、债务不堪重负，大量抛售房产造成了温州房价的剧烈而持续的下降。2012年，温州的豪车开始大甩卖，吸引了全国的人赶来购买。这场狂欢因为房价的下降而被打回原形。

那几年，温州每年的新房供应量只有50多万平米，但是50%以上的房子是投资或投机型的大户型。至今，温州还有90万平米的大户型没有卖出去。

“如果房价开始上涨，很多人能解套。但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温州的一位开发商说，新一届政府“城镇化”的政策出台之后，他曾经心存幻想。“其实我们心里也很明白，如果再刺激房地产，（房价上涨的越快）我们死的就越快。”

美国基于长期经济数据的研究，曾得出一个结论，房地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小，而在危机时期房地产的破坏性非常大。这一点在温州表现得淋漓尽致。房地产投机之后，温州损失的，不止是钱还有机会。“企业应该投入技术改造的资金也没有了。”黄发静说。

“现在的温州，有许多当年日本泡沫时的影子。”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副所长姚汝林说。199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也伴随着产业空心化，债务危机等问题。但那时的日本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国际化的布局，在产业上有很强的竞争力，而这些温州并不具备。

实业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企业开工是为了强撑着给银行看。一旦企业停止生产，银行会起诉，并会对互保企业抽贷。这些做做样子的企业，被称为“僵尸企业”。温州的很多普通人都知道，债务危机、房地产泡沫只是温州表象，实业不振才是问题的根源

据2013年上半年温州海关的数据显示，在统计的10个行业中，只有3个出口略有增长，其余7个都是负增长，最严重的打火机下降了32.2%。

在永强，记者随机走访的5家皮革厂，有2家小厂停工，1家小厂每个月只开工1周，2家大厂都已大幅裁员。豪来邦皮革厂2012年裁掉了200多人，现在只剩下100多人。生产过剩充斥了这里的每个行业。据说温州生产了全国30%的服装，30%的鞋子，2/3的低压电器，高峰时期生产了全球90%的打火机。

在担保链的重灾区乐清，有不少企业开工是为了强撑着给银行看。一旦企业停止生产，银行会起诉，并会对互保企业抽贷。这些做做样子的企业，被称为“僵尸企业”。2012年7月底，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温州企业减产停产现象增多，全市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60.43%的企业减产停产。当然，开工不足也不都是负面影响，至少温州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改善。以前温州的天都是灰蒙蒙的，而8月初的几天，温州傍晚接连出现了美丽的晚霞。

温州实业的问题是过去十多年不断积累的结果。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数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垫底。

1990年代是温州的黄金年代，做实业有丰厚的利润。但没有底线的价格战，让利润逐渐变得像刀片一样薄。至今价格战仍是每天都在温州上演的故事。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认为，目前温州企业的实际毛利普遍在1%-3%，大多数不赚钱。

在走过了粗放式发展的黄金十年之后，温州人没能走出实业的天花板，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2001年8月，第一个温州“炒房团”亮相上海，3天砸下5000多万、买走100多套房子。除炒房团之外，每一种资产价格的上升，几乎都有温州人的影子——煤矿、棉花、贵金属、油田等等。在资产价格的追逐中，温州人又度过了10年，这被称为“失落的十年”。1990年代，温州的电气、打火机、制鞋等行业都曾是温州的名片，但是在失落的十年中，人们逐渐淡忘了它曾经实业上的领先，而是记住了它擅长投机。

记者在温州走访了打火机、皮革、不锈钢、电气、服装、泵阀6个行业，发现越是衰落的行业投机现象越是严重，打火机、皮革、不锈钢都是高利贷的重灾区，而泵阀、电气行业要好得多。

温州的泵阀是全国的行业龙头，也是温州利润率最高的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挺文介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泵阀的出口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大幅度增长。由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当地泵阀以前大都出口到拉美和非洲，近几年则以欧美为主。泵阀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嘉利特荏原，产品抢手到需要提前半年预约，2012年公司人均产值124万，利润很高。这家公司是与日本的泵阀龙头企业合资而成，日本的技术加上中国低成本制造，使得公司的竞争力很强。温州泵业1900多家企业今年没有一家停工，也很少有人搞投机。实业遇到困境时，人们总会说产业升级或转型。但事实，“企业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的现象在温州并不鲜见。光伏和造船是温州这一轮转型的两个重要领域。

乐清黄华港，造船厂里成片的塔吊，远看非常壮观，但近看就能发现塔吊上已锈迹斑斑，船坞杂草丛生。几年之前，这里的每个船坞上都有上千名的工人在忙碌，热火朝天。现在连成片的十多家船厂都倒闭了。前几年，不少有实力的企业蜂拥至造船业，雄心勃勃地想把温州打造成中国的造船基地。庄吉集团就是外行进入造船业中最大的企业。然而它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在2001-2010年，造船吨位实际能力和生产能力增长了2000%。2008年后，世界航运不景气、船东弃船等因素频发。至去年全球吨位过剩8000多万吨，当中7000万吨是中国的过剩能力。

庄吉的巨额投资打了水漂，银行巨额债务则让这家知名的服装企业走到生死关头。

温州企业转型升级大多数用的都是银行贷款。“眼镜大王”胡福林的信泰眼镜公司，注册资金2个亿投资光伏产业，资本基本都是银行贷款。光伏产业倾覆后这家温州企业也遇到灭顶之灾。

温州中源会计师事务所主任刘旭海从1990年代就开始给温州的企业服务，在他的印象中，温州企业2003到2005年还在不断成长。“一个是2006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一个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外贸的影响，这两件事对温州企业的影响非常大。”

温州的产业一直处于流失状态。曾经闻名全国的温州桥头纽扣市场、庙市口服装市场，在1980年代都已是过10亿的大市场，现在它们早已被义乌小商品市场取代。在失落的十年中，大批企业离开温州。很多人认为，是温州的土地资源有限，制约了公司发展。黄发静曾经对100多家撤离温州的企业做过调查，真正土地的原因不到40%，60%是对发展环境不满意。

“为什么当初在资源条件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温州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而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温州却在急剧倒退？是老百姓变了，是企业家退化了，还是政府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好好思考。”黄发静认为，十几年以来实业问题在不断累积中，但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和引导。他所说的并不限于温州。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都在面临巨大挑战。

试验区还不上改革欠账

欠债不还钱，杀人不偿命。这个社会还有诚信吗？温州欠了一笔巨大的改革账，不是一个温州金融改革试验能解决的

“温州遇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已是共识，有人认为温州3年能回升，有人认为是5年，还有人认为是10年。

2011年10月，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到温州调研，不久之后温州金融改革被提上日程。2012年3月，温州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但是金改一年以来，温州人多对金改持质疑态度。“建一个金融广场、招来108个高级金融人才就是金改了？”、“金改不过是京都文化”、“金改就是废纸一张”——这样的评论比比皆是。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内部讲话中也承认，这一年的改革，“有5个小菜，没有大菜。”很多人认为，金融办是拿着尚方宝剑不敢用。

全国并购公会会长王巍认为，“温州金融改革是要把民间的东西，变成体制内的东西，这样的改革不是改革。”

对于温州目前的危机，金融改革起不了什么直接作用。在金改后成立的民间借贷登记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心的资金成本在下降，“因为资金的供给比较多，但是符合借款条件的很少。”是金融过剩而不是金融短缺，造成了温州的危机。根源上，是温州的实体经济出了问题，金融再发达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温州的整个信用体系已处于崩塌状态。企业不相信银行，银行也不相信企业，企业之间也没有信任。信用曾经是温州人的骄傲，一个电话就能借来几百万，民间的信任感非常强，而现在这一切都要归零。

温州的民间借贷，最初是一种人和人之间互相信任。但温州经济高速发展这么多年，民间信用还是依托于人情社会的原始形态，而没有进化成现代的信用形态。温州的民营企业一开始就是低、小、散的状态，这么多年过去，低、小、散如故。

“这些都是温州市政府对社会的欠账。”永强的那位行业协会会长说，有些事关全局的事情应该由政府引导和推动，现实是这些年政府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所在的行业，几年之前就想做整合，成立几个有竞争力的大集团，但是因为土地紧缺的问题迟迟不能推进。因为对发展环境失望，行业里有200多家企业搬出温州。

“很多人认为，温州能发展起来，是因为政府无为而治。这种看法是错的。”黄发静说，温州历史上的好书记为企业营造了很好的软环境，他们能够倾听企业的声音，因而能够出台很多对路的政策。但发展得越快的地方，既得利益的问题就越严重。这些年温州人越来越富，公务员阶层的心态却越来越不平衡。在这次的民间借贷风波中，有大量的公务员参与了民间借贷，龙湾区一位旅游局官员爆出了高达10亿的民间集资。记者采访的许多企业家都谈到了温州“小鬼难缠”的问题，他们是温州软环境的负能量。

马津龙曾任温州政策研究室主任多年，在历任的书记中，他最怀念1980年代的两位书记袁方烈、董朝才。“温州没有地理、资源、人才等优势，它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它有政策上的优势。”他回忆，这两位书记都非常有魄力，敢于挑战既有的、不合理的东西，激活民间的创造力，整个社会都是欣欣向荣的氛围，“那才是真正的改革”。

2013年6月，在非常突然的情况下，调令传来，省委常委陈德荣不再兼任温州市委书记，新书记陈一新上任。

企业界对于陈一新的上任寄予了极大期望。在他上任当天的讲话上，实体经济是放在第一位的话题。老书记陈德荣注定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他有魄力。“拆违”（拆除违章建筑）是他的标签，温州城市面貌在他的治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此有市民在他离开时写诗怀念他。但这么多年陈德荣很少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温州的危机爆发之后，记者采访的两位商界领袖对他说过相同的话，“您只要拿出拆违10%的精力关注温州经济，温州就会好很多”。但是他都是一笑置之。

企业界密切关注着新书记陈一新的言行。民间的、行业性的自救已经无能为力，2011年以来，许多行业协会成立了基金帮助企业度过困难，但是最终不能持续。对于他们来说，在这样一个持续深化的危机中，也许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扭转局面。

这两年，温州市政府各个部门频频出台各种政策，似乎很卖力。最近温州市政府在搞“3万行动”，让上万名干部到万家企业解决上万个问题。“不用这样搞运动，哪怕1万人每天能只解决1个问题，温州就有救。”一位企业家说。

黄发静认为，温州的问题很多，但从政府层面讲最核心的问题是“这3年来没有处理好金融危机”。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果断集中处理债务问题，这导致恶意逃债、转移资产的事情很常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有了，坏人不受惩罚而好人受惩罚。“这个问题不处理好，就是欠债不还钱，杀人不偿命。这个社会还有诚信吗？你拿什么去搞经营？”他希望政府尽快有行动，“第一可以追回一部分损失，第二可以安定人心，在法律的基础上恢复大家的信心。”

2002年，黄发静率领温州的打火机行业，打赢了欧盟的反垄断官司。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温州人并不怯场，“温州人的洞察力是世人难比的，如果从温州的产业、温州人来看，温州还是有救的。”

对于这样一场还在蔓延的危机，当它恶化到一定的时刻，就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了。也许正如经信委的那位官员所言，只有靠时间，才能慢慢治愈这里的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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