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冯仑在“万科公开讲坛北京站：探寻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起源”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审阅。

我们来探讨一下现代公益这样一个观念在中国的产生，就我有限的学识来看，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感觉近代中国公益对我们的影响。一个是观念方面，一个是实际的操作方面。观念方面，实际上是由一些思想家，甚至是一些革命家带过来的。

大家可能很少人去想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怎么样过来的，实际上这个词最早是由两个方向进到中国，一个方向是一次大战以后，有一个中国的驻欧洲的大使在德国给皇帝的一个奏折，上面写了一句话叫做“系平党所为”，也就是公平。

当时在欧洲，他们认为有一群人是追求所有人公平，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样讲，他就这么意译的一个。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初知道社会主义这么一个概念。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词，我们最先知道了它的内容。

其次，后来在日本有一些人翻译一些欧洲的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翻译以后，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想把这些思想介绍给中国，他们找词，后来找了中国传统的一个词，就是“社”和“会”，社和会都是讲众人的意思，鲁迅有一个小说叫做《社戏》，就是讲一群人在一起。我们也知道叫社火，都是讲一群人。

所以后来严复也有《群己权界论》的一个书，就是讲一群人和一个人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在中国的思想界，逐步地这些留学生就把这种关于多数人，而且是以公平为诉求，公共利益为诉求的这样一种思想，逐步地用社会主义来翻译，所以这个词实际上是留日学生翻译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最先知道出现了一种思想，把个人和公共利益加以区分，而强调公共的公平和公众利益，成为最高诉求，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近代的社会主义流入中国社会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有了个人，有群有己，有公共利益，也有个人利益，而且开始关注个人之外的公共利益，这是思想。当然这个思想一直到今天，后来又经过了很多变化，大家都了解。

大家知道在辛亥革命之前，有一段清末的洋务运动，还有戊戌变法，有这样那样的一个特别开放的时期。而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时期，出现了一些现代的，跟今天我们讲的社会企业家有些类似的一些企业家，当时的民营企业实际上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官督商办的；还有一种是商人自办的；也有一种相当于是戴红帽子的，像张之洞，他们这些人办的一些政府的所谓企业，但是由民间也参与，有些合股。但是也有一些纯民营的，这就是张謇办的一个纯民营的企业，大生纱厂。

张謇在当时这个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他做了两件事情，是今天看来非常有现代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是第一个股份公司，他不是老板，很有意思。大家知道张謇是翁同龢的学生，是清末的最后一个状元。他放弃了由状元入仕，学而优则仕的机会，而且在新学和新潮和开放的影响下，他认为应该国家富强在民间，民富才能国强，于是他回老家，到了南通，去创办第一个股份公司。

张謇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经理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把这个企业办的非常好，最后成为纺织行业，特别是卖棉纱在中国卖到最好。在这个过程中，他很有趣，他做了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把公司的盈余以及他个人的收入统统都捐出来，去办这些公益。而那个时候，他的概念里的公益和我们今天讲的公益就比较像，已经不是传统的我们去讲的只是说道德概念的一个慈善。

我今天实际上要强调的公益和慈善还是不同，中国5000年以来一直都有一个道德上的慈善概念，就是说为富要仁，要义和利并举，古代一直以来有这个想法。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余利，你应该造福乡梓，修桥补路，救济穷人，这个美德一直都有，道德上的诉求都有。但是张謇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这个层次的，他做的是公益，所谓公益就是说对所有人，不论穷人富人都有帮助。

比如说今天我们讲的环保，当时张謇做的所有的公益大概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修海滩，然后把盐碱地改造，然后通过这样来使当地的地理生态环境有所改变，使废弃的一些资源能够造福于所有人；第二件事情，他去办学校，他甚至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把自己的奖金捐出来，办了一个师范学校，这个南通的师范学校就是由他自己和募集的一些，相当于私募，当时在他的管理层和股东层面去募集了一部分钱，去办了南通师范。这个是一个私募，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跟大家讲，然后他说我带头，我把我五年的工资都捐出来，你们谁捐谁捐，大家凑了10万两银子，就办了一个南通师范，这是公益；第三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叫自治。也就是说他要把南通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当时讲的现代化的一个城镇。为了这样，他募集了很多的钱，然后推动城镇的公共建设，有博物馆，还有文化设施，这些都在兴办。包括道路、剧场，什么都在兴办。但是这些钱他都是募集来的，然后又用于社会的公共事业。

有一个故事非常能说明这样一点，他把这件事情分的非常清楚，不是像我们在古代讲的这种传统的慈善，因为有一次他在北京，在操心改革的事儿，他也操心这个，因为他和翁同龢、跟光绪、跟改良派有很多交往，所以他在跑了两个月的事情以后，回去，然后他的CEO非常高兴，刘梦泽在上海做了一单大生意，不但把存货都卖掉了，然后他又倒腾了一批货。就是说把存货卖了以后，又从别的地方买了一些便宜的纱，又卖掉，一共赚了150万两银子。这个赚银子的本钱，其实是挪用的公益资金，这个公益资金就叫做地方自治的募款，这个公益资金当时放在大生纱厂账上，由他代管，因为大家非常信任他。

他的CEO就拿着这个去倒腾赚钱去了，所以回来还跟他报功，他听完这个以后就拍案而起，非常严肃地跟他们翻脸，因为他这个经理刘梦泽就希望这些钱全部用来扩大再生产。我们的经理人嘛，就说赚了，反正我给利息，我挪完了给利息，钱也安全了，也回本了，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钱一部分分红，他说另外一部分发奖金，再有就全部用来投入到新的大生纱厂的再建设当中。然后张謇就断然否定了他这个建议，而且还批评了他，两个人都快翻脸了，大家都说赚钱了难道有错吗，用了别人钱，给了利息，这难道有错吗。

张謇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们是拿到大家的钱，这是一个公共的钱，去做地方自治，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些公益事业。如果说这个钱由于我们管，我们拿来生利，生了利，如果我们自己来做，结果以后就没有人能相信我们。如果没有人能相信我们，商业上再成功，都是一个失败主义。所以这些赚的钱，都应该回归到公益的资金里面，拿来继续做自治建设。

于是大家非常的纠结，包括他的朋友、朋友的太太，他们一起原始创业的合作伙伴，以及他哥哥，全部都跟他作对，这样大家就几乎要翻脸了，然后大家统一，剩下的人全部统一在茶楼里喝完茶，全部统一以后，晚上到他家去集体说服他。然后他就把刚才这番道理反复地讲：公共的钱只能做公共的事，绝不能把它和私人的商业利益混在一起，而只有诚信，取信于所有的捐款人，这个自治才能发展，大生才能够有前途，这样到后来大家虽然还有些不太高兴，但是因为他是老大，就接受了他这个观点。

然后这笔钱就全部又回到公共利益上来，所以这样一个故事实际上就给我特别大的一个启示，在那样一个时候，差不多100年前，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一个股份公司的一个董事长，居然能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和采取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随着中国的开放，向外部世界包括东洋、南洋、西洋都开放，在这样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思想观念方面开始注重众人的利益，区别于个人一己的私利，关注大家的事务，除了思想界以外，在真正的商界，在民营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作为而且非常理性、做的非常成功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与此类似，我们也看到卢作孚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民营企业家，大概在这个时代，以及稍后一点，民国的时代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一直到今天，改革开放以来，我相信很多民营企业家到目前为止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也就是说脱出传统的道德层面的慈善，而转入到一个现代的治理，现代的公益理念，以及现在的公共事务的关注上来。那么这样一种精神，我想过去100年我们已经回首看到。公共的利益远远大于个人一己的私利，这样一种观念，这样一种追求，对于今天所有的企业家来说，仍然是弥足珍贵的一种道德，也是一种责任。

回头来看，我想今天非常有意义的是，我们请到这些专家，帮我们来理清过去一百年的这些思路。对我来说，有限的学识，我看到张謇的故事就非常之感动，我也把这个书在一年多以前介绍给王石董事长看，然后也给很多企业家看，我想我们在前人身上找到了光辉，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自信，才能走向未来更远、更美丽的一个前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