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制度红利，就是要打开改革的枷锁，让国有企业按法人治理结构来治理，走独立市场主体的道路。”

厉以宁教授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建设是一项改革，要把这项改革进行彻底，就必须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要让12亿人口都住到城里去。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经济方面有两大突破，一是强调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改变了以前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说法；另一个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民间资本可以进入更多的领域，鼓励民企参股国有企业，同时需要国有企业更加开放，让员工持股。

厉以宁

以下为厉以宁教授的精彩演讲摘录：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第一个问题城镇化。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但城镇化重要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项建设，而是一场改革。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经济有它的特殊性，我们知道我们经常采用这个词叫做“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结构。这个用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二元结构从古就有， 但是中国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说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制度化了。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山东人移民到东北去，无论从水路从陆路到了东北就是自由的天地了，山东的农民到东北可以做任何事情，山东的城里人到了东北去以后，他可以在农村买地、租地，可以搞农业，可以建房子。农村住久愿意进城就进城。所以生产要素“人”这个环节是自由流动的，所以当时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城乡二元结构。什么时候开始有城乡二元体制呢？1958年。当时户口制度一分为二， 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就定了，这种情况城乡的人口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户口是两种户口。城乡二元体制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我们就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因为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城镇化主要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包含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或者是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

城乡二元体制有什么阻碍？从城镇化本身来说，城镇化可以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最要紧的是破除城乡不同的待遇、不同的权利，让城乡都能够处在一个权力平等的地位。这是最重要的制度红利，要释放出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民间包括农村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没法儿调动起来，两种户口把它限制住了。所以这个叫改革，这个改革的过程就是个释放制度红利的过程。

怎么改法？ 户口一元化的中国的国情，中国户口的一元化双轨制、大城市走计分制的道路，其他的地方包括小城镇在内，走分区推进的办法。上海市是计分制的试点，为什么上海还有计分制？是因为上海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上海是制造业很发达的城市，近30年来上海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海的骨干工人、技工、板组长、车间主任已经不是上海人的居民的子弟了，近30年以来已变成农民工了。这些农民工进上海的时候是20岁，现在四五十岁了。这么多年来，他们成为了上海各大制造业工厂的技术骨干、管理骨干。但他们的家属融不进上海的城市社会，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公立学校念书。这种情况下，他们心里是不安的。江苏的南部、浙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制造业的建设，要走新的制造业道路，他们技术工人不足、骨干不足就上海来挖，这种情况下，上海的老工人或者是中年以上的都对他们许诺了，许诺他们到我们这里来给你解决城市户口问题，于是他们就想去了，有的也去了，果然解决了。这就给上海一个问题，如果再不留住骨干的农民工，上海的社会将成为空架子。怎么办？研究来研究去最后搞出一个计分制教育区，你的学历、经历、做过的贡献、有没有发明创造，还有其他一些奖励有没有，都折成分数，够了一定的标准，就改为上海城市户口。所以，计分制对大城市来说是必要的。

那对于小城镇怎么办呢？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最大特点就是说地少人多。中国现在的城镇居民，包括没有城市户口的，包括在城市半年以上的农村户口的大概占了一半多一点。我们学美国学不像了，美国90%几的城镇化率。但西欧是差不多的，如果中国15亿人口有12亿住城里，意味着有6亿多的城镇人口再增加5亿多人，这怎么得了？5亿多人进了现在的城市，土地够吗？淡水供应够吗？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城里就拥挤不堪了。中国必须走中国国情的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多一个新社区。老城区就是现在已经有的城市要经过改造，棚户区拆迁、工厂污染的搬走，改造成适合人居住的居住的居民区、商务区、服务区、文化区。新城区就是新建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实验区、物流园区等等。那就是新城区也要有居民，不是到晚上灯就黑了，民营企业要进去，小微企业要发展，到了夜里12点都是热闹的，又解决了就业问题，又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有人气了。没有这些就没有人气，晚上灯都是关的，一片黑是“鬼城”。但中国的特色在第三点，就是新社区，现在农村中已经建立了新农村了，这些新农村怎么搞？主要是在这里建了一些居民楼，这是不够的。第一园林化；第二走绿色经济道路；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社会保障城乡趋于同样的标准。

这样的话，新农村就改为新社区了。新社区就是中国式的城镇化的，他们就是未来的新的小城镇。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中国这些地方不能采取计分制，他们居民户口的一元化是分区推进，这个区成熟了，全盘改，那个区成熟了全盘改。这样，中国城镇化的红利就大大地激发出来了。这是一个方面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方面主要是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是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过去只提到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现在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一切按市场规则、市场竞争、市场价格来定。另一个重要的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的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应该门户开放、领域准入，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并改为混合所有制；民营企业要鼓励他们去参股国有企业，甚至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第三个方式就是有条件的陆续要建立或者是发展成为职工持股制度，这就走向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所有这些都是创造制度红利的地方，改革的红利、制度的红利将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立包括国企、民企都走向了混合所有制，也包括了职工的持股制度。只有职工持股了企业才能变革，这个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两个层次的改革，作为高层次的是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因为重要问题是资源的配置。这方面有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每种资本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率。生产效率跟资源配置效率相比，长期以来人们惯用是生产效率，投入产出关系，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界逐渐重视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什么意思？假定投入是既定的，A方是配置资源有N的效率，B配方资源有N+1效率，这样的话资源有更加多的配置，资本市场就重要了，产权交易平台就重要了，兼并重组就重要了。这是给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启发的。国资委管资本不要管企业。

国有企业怎么改革？人家都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人家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国有企业有自己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聘请董事总经理，你管它干什么？你不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置于一边了吗？不摆脱行政干预，你就管资本的进进出出就可以了。短期的部门、新兴的产业需要加强投资，国有资本可以进入。如果产能过剩了，如果是效益不好国有资本可以撤出来，国有资本就用活了，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企业都是独立经营主体。

说一个例子，《水浒传》林冲发配到沧州，路上经过了柴进的庄上，柴进就留他住下了，庄下有一个教头洪教头瞧不起他，柴进说人家是豹子头林冲，洪教头说他有本事敢跟我比吗？林冲不愿意比，林冲越不愿意比洪教头就越趾高气扬。柴进都看不下去了，说洪教头也是刚来，你就尽管跟他比。林冲打了一两个回合说我不打了认输了，他说我还带着枷锁呢，于是请两个押解的人把枷解开了，结果再比，林冲几棍子就把他打翻到地，结果洪教头羞愧地走了。现在国有企业是带枷锁的，有枷锁怎么施展武艺呢？国有企业要按法人治理结构来治理，走独立市场主体的道路，这就行了，这就是释放了更多的制度红利。

所有都说明了我们的制度红利是很多的，需要进一步来讲。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样是释放制度红利的，而且很多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发展方式，建立新的发展方式。这个制度红利其他国家也有，但有一个制度红利应该是像我们正在做的，最大的制度红利，不是城镇化的红利，不是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红利，也不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这个红利别的国家都会有，但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制度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就是社会一定要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让大家在这样一个气氛下每人都有自己的积极性，每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个是不一样的。积累才有和谐。发展经济学，整个来说归结为四句话：

第一，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

第二，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

第三，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

第四，和谐是靠和谐积累的。

要有一个慢慢的积累过程。只有社会和谐红利被释放出来，我们国家不仅成为工业大国、工业强国、创新大国，而且也成为一个社会和谐的范例。

（以上观点是厉以宁教授于12月16日在“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