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政府对创业家青睐有加，他们俨然已成为了解决结构性失业、经济滞胀、福利体系难以维系以及后危机时代诸多问题的一道良方。更不用提创业家本身多么具有魅力了。然而，人们该如何看待他们对老牌企业造成的颠覆性影响？如何看待他们导致老牌企业就业岗位的流失？决策者们难道不应为已经饱受压力的社会提供一些保护吗？

　　通过政府和大学出资研究、企业研发等各种方式，新技术不断得以发明和传播。然而，这些创新技术很少能转化为具有突破性的、可真正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商业模式和服务。为此，我们需要具有颠覆性的创业者。社会需要这些创业者的决心、使命感和变革精神。创业家本身能够建立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企业，同时也能创造就业岗位，但更为重要的是，能推动社会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改善。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报告《颠覆的积极面》（The Upside of Disruption）中提出的观点，该报告收录了许多杰出的颠覆性创业者的心声。

　　"颠覆”这一概念最早由克雷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在十多年前提出，指的是老牌企业被新公司所取代的过程。时至今日，研究人员花了大量时间，对一些曾经辉煌的公司逐渐跟不上创新步伐、到头来以倒闭告终的现象进行研究。在硅谷等地，一旦老牌企业被视为行动迟缓、作风僵化、想象力匮乏，便会有初创公司试图取而代之。当然，这一概念也不乏批评之声，批评者指出此概念有不完整之嫌，存在着超乎理性的偏颇，且满是“恐慌、忧虑、不对称和无秩序之辞”。

　　尽管这种不时带有情绪化的辩论仍然争论不休，但颠覆现象似乎丝毫不受影响，甚至愈演愈烈。例如，1965-2012年间，美国上市公司的翻覆率，即行业龙头丧失其领先地位的比率，增加了40% 。此外，企业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停留的平均时长已从1937年的75年降到了2011年的18年。由此可见，老牌企业维系自身主导地位的难度越来越大。

　　我们的经济正走向一条持久性的颠覆之路。过去几十年中，摩尔定律（Moore’s law）推动了计算能力的大幅提升，且增长势头至今不减。同样，根据里德定律（Reed’s law），网络经济实现了指数级增长。数字应用已经影响到人类经济、科学、社会、政治等各领域，这意味着我们迄今所看到的变革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一些观察家认为，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拐点上，那些至今未被机器颠覆的受保护行业将会被技术改革一新。在特斯拉公司董事、Hotmail和Skype早期投资方德丰杰风投公司（DFJ Ventures）合伙人史蒂夫·尤尔维特松（Steve Jurvetson）看来，这些因素的叠加意味着“政府和大公司应把如何培育颠覆性创新视为己任。”

　　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夹在颠覆者与被颠覆者这两个天敌中间，往往左右为难。双方都呼吁政府出面裁断，从而实现市场成果最大化。空中食宿（Airbnb）、优步（Uber）、Aereo和特斯拉便是最近出现的一些案例。这种情况下，政府很难有中立可言。而在必须做出选择取舍之时，政府官员往往缺乏一个清晰连贯的框架，难以帮助双方解决问题。

　　进步、安全和就业：三者能否兼而有之？

　　颠覆性创业家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不管是开发新技术并将其商业化，还是为一些持续存在的全球性挑战找寻新的解决办法，创业家对于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老牌企业则往往为数百乃至数千人提供了就业。既要鼓励颠覆性进步、又要保护消费者免遭创新所带来的风险、同时还要保障就业，实需多方权衡。

　　在这一点上，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联合创始人维诺德·柯斯拉（Vinod Khosla）给出了一些指导意见：“预测未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根据过去推断未来，另一种则是去创造你所希望的未来。你所希望的未来往往是非线性，它与众不同且充满各种可能。”

　　政府出于善意，往往失之过于审慎，也就是通常选择固守现状。的确，保护既有的熟悉事物要相对容易些。然而，这么做却会威胁到颠覆行为潜在的长远效益。论坛最近所发布的这份报告中，有三点可帮助引导决策者解决进步、安全和就业之间的“三难困境”：

　　与时俱进

　　新技术为决策和监管带来了“科技手段”。比如，利用大数据，决策者大可不必依靠认证对市场准入进行监管，而只要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管即可。这一办法对于新的市场参与者更为公平，对消费者也更为有利。合广风投公司（Union Square Ventures）的（Brad Burnham）将此称为“监管2.0”。布拉德·伯恩汉姆也是推特（Twitter）公司的早期投资方之一。

　　不断对监管进行重新审视

　　现有的监管政策自然地偏安于现状，这可能会无意间妨碍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进入市场。要想为初创企业和老牌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必须不断对监管政策进行重新审视、检查和更新。新型监管的日落条款（指的是法律或合约中订定部份或全部条文的终止生效日期）也许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着眼大局

　　在对新技术的长期效益、短期效益及其对就业的净影响进行取舍时，监管者必须全盘考虑各种因素。监管者不能拘泥于就业数据，得评估初创企业和新兴技术对行业、市场乃至全社会的影响。在研究该怎么实施监管时，理应明确考量新技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长期影响。

　　今天的初创企业便是明天的老牌企业

　　今天，大部分技术驱动型企业成立的时间都不足20年。我们目前无法想象二十年后规模最大的企业是怎样的，未来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如今也许还不过是青少年而已。在迈向这种不确定的未来时，我们不能仅仅是以过往为鉴，还得另有所为。

　　通过接纳新兴技术、制定迭代性的法律法规，政府可利用颠覆性创新所带来的成果，确保每个社会成员能够从中获益。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拿出魄力，允许就业增长的J型曲线出现间断、下滑。困难是有的，但最终所收获的却远远不止于经济效益。

　　创业家正在革新科学进程，改变我们的互动方式，普及高质量教育，设计能代替批量生产的其他方式。一旦他们气数已尽，又会有新一代的创业家创造出更完美的事物。颠覆的积极面在于，颠覆永不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