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公司实行“高管降薪”的首要考虑是节约成本，管理层的薪酬往往是公司的一项不小的开支，在企业现金流紧张的时候，通过此项举措可以降低企业成本。例如，由于销售量下降，丰田2008年度营业利润将比上年度下降超过五成，净亏损将达3500亿日元，而丰田董事会成员2007年度的薪酬总额高达28.5亿日元,由此全球的高管都进行了程度不一的减薪。 三一重工(行情 股吧)集团也宣称，由于管理层降薪，仅此一项即可节省近530万元的人工费用。而且减薪的同时一般还会伴随着缩减差旅费、会务费等管理费用。

不过高管降薪的意义并不止于此。

规避道德风险

在金融机构陷入危机之时，高管人员如仍可获得以往的高薪和优厚的福利，这会引发民众普遍不满情绪和质疑。比如，雷曼兄弟以6390亿资产申请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其CEO富尔德却自2000年至2007年间，获取了价值3.5亿美元的薪酬与补助金，而富尔德也为此付出代价，在健身房遭人痛欧；引发了全球经济低迷的肇始之地——华尔街，其金融业员工2008年的分红高达184亿美元，奥巴马总统也对此愤怒表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是可耻的。”随后，美国特别针对接受政府援助的金融企业颁布了限薪令。

同样类似的是，前不久有报道称 国泰君安(行情 股吧)证券2008年薪酬及福利费用高达32亿元，较年初预算增长57%，一度传闻“人均年收入近100万元”。由此引发了社会强烈反响，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虽然该机构出面解释澄清，但普通民众仍对其抱有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

而国企高管的年薪因不透明而一直饱受诟病，在经济低迷的现今，企业面临亏损甚至破产，员工面临失业之时，高管年薪自然再度成为敏感话题。企业效益下降，需要有人对此负责，管理层理应承担其在管理上的失误责任。作为领导者，如果其个人收益并不因此有何减损，这极易引发企业和管理者的“道德风险”，从而令企业的市场声誉受损。而这背后，人们期待的是与绩效挂钩、奖优罚劣、透明合理薪酬制度的建立。

危机时刻的领导者角色

其实，在企业危机时刻，高管降薪的现象并不罕见，可谓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数不胜数。前不久克莱斯勒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纳德利在争取政府资助时，就曾表示，如果能得到救助，他愿意接受一美元的年薪。而早在1979年，他的前辈李·艾科卡在接受联邦政府贷款担保时也曾做出同样的承诺。

好的管理者不仅是在企业顺利的时候做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在企业的艰难时期发挥出色、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所谓的领导，就是在享受特权的同时，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风险或危机来临时，有勇气站出来，单独扛起压力。”在“9·11”事件中有出色表现的纽约前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对领导者有如此解释。当前，在企业面临亏损，成千上万工人面临失业，管理者理应挺身而出，首先做点什么。减少自己的薪水纾解企业财务压力，成为很多企业高管的第一选择。

2001年前后，科技股泡沫破灭之后，思科销售额锐减、股价暴跌，股票总市值自2000年3月以来跌了4000亿美元。其CEO约翰·钱伯斯主动拿起一美元年薪，并且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就连坐飞机也不让公司掏钱。其他的高层管理者也降低了其收入。三年来的总计3美元年薪，换来的是思科全球34000名员工的斗志，思科励精图治，终于走出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阴影。

通过自降薪水，公司管理层表达出了愿与企业及员工休戚与共、共度难关的决心，以及带领员工突破困境信心，这可以令员工看到希望，从而提振士气。在2002年时，华为集团利润缩水4/5，2003年春节刚过，400多位高级管理人员在降薪倡议书上签名，最后，362位总监以上管理人员降薪10%。虽然他们削减的薪水相较于整个集团的利润缩减微不足道，此举却激发了员工的斗志。其实，无论是三一重工 “高管降薪，不鼓励普通员工减薪”，还是马云的“高层管理人员不涨薪水，普通员工涨薪水”的策略，都是一种激励，意在表达管理层愿意承担压力和责任，从而抚慰、团结了众多普通员工。

对于有些公司而言，高管降薪还是一种示范作用。由于经营状况不佳，企业往往需要做出裁员或减薪等举措挽救颓局，高管等身先士卒，带头降薪，可以让员工看到公司改革的决心，从而减轻公司改革的阻力。惠普前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对员工裁员减薪，自己却仍可享用商务飞机，因此招致不满，遇到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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