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中旬，我去日本丰田参观考察了八天，感慨很多。
著名的丰田模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改善，或者叫“改善魂”。我问同行的丰田专家，为什么不叫改进，叫改善？日本专家很严肃地回答说：改进是西方管理的词，是针对事的，事情有进步叫“改进”，而人有进步，得到他人的尊敬，获得内心的净化与提升，叫“改善”。所以，改善是“魂”，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价值追求的体现，当解决“问题”变成了行“善”，动力自然就解决了。
我在美国公司工作过，也在美国商学院学习过。的确，美国公司对问题的态度是“就事论事”，把人与事分开。而且不怎么相信人的自觉性，更多相信组织与制度的监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欧美管理体系更多是在基督教文化，或者叫新教伦理环境下诞生的，而基督教文化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生而有罪。“赎罪”的方式就是就事论事的“改进”或“改革”。
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我想应当是“改良”——我们不太相信人与上帝之间的“赎罪”，也不太在意人与人之间的“善”，但我们在意个人内心的“良心”，所以，中国人把进步描述为“改良”——解决问题，向上改进，说明一个人“良知”的提升。我们喜欢讲“凭良心做事”，事情做错了，个人感到最难受的，就是“良心不安 ”。在这种逻辑下，改正错误，或者把事情做得更好，自然出发点就是“对得起良心”！
值得反思的是，从改进、改善到改良，中国人进步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从“五四”看中国式管理：中国一流企业家少有建树
任何管理模式如果与文化作对，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文化。我在北大读社会学博士的时候，导师费孝通先生把这样一句话，送给我们这些晚辈。
从这个意义上看待中国今天的企业改革与管理，一个问题就自然产生了，那就是我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事实上，传统思维的“复辟”浪潮早就开始了，于丹讲《论语》的火爆可以看成“复辟”的通俗版，而各种经过包装的“国学导师”纷纷为企业家开课。企业家们在“ 寻根”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的根追到徽商、晋商的身上，追到红顶商人胡雪岩那里，所有都在表明着传统思想正在企业家阶层“复兴”。
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当中国企业开始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当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位置冲到前三甲的时候，中国人有理由从传统文化去寻找自己的民族自信。这样问题就简单了，中国企业的强大，表面上是业绩的强大，而业绩的背后则是团队，团队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心态，心态的背后，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冲突”。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预测过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将从意识形态的冲突，转化为“文明（化）的冲突”。“9·11”事件之后的世界格局，证明了他的预测，文明或文化的冲突，构成了现在乃至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变化的主线。
由此而论，西方企业近百年的强大，与最近几十年日本与韩国的崛起，是不是价值观之间的“较量”“冲突”与“融合”？而中国企业的强大，背后如果没有“中国式管理”，那么靠什么支撑中国企业群的崛起？
从这个层面上看中国第一流的企业家，比如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王石等等，他们显然建树不多，他们留下的更多是双轨制转型过程中一个企业或企业家的创业史，而不是一部“解决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商业文明史”。
那我们有什么遗产可以继承？当然有，只是一切又回到了“五四”，回到“新文化运动”，那是现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真正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