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改良，少革命：企业文明需要时间积累与消化
在研究海尔、联想、万科、华为这些优秀企业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日本侵华，如果没有国民党的腐败，如果没有建国后计划经济“统治一切”，那么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等百年前后创业的民营企业，延续到今天会是什么境况？
我想，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与管理思想一定会是另一番景象。我们现在讨论的许多问题，这些百年老店一定会给我们提供真正的回答，其实我们并不在乎这一过程上企业家的对或错，我们在乎的是过程，因为企业文明是需要时间来积累与消化的。
也许在“五四”之后崛起的一些大师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原点。比如提倡“改良主义”的梁启超，提倡“实用主义实业救国”的胡适，提倡“新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与晏阳初，提倡“职业教育”的陶行知等，无疑都是我们今天探讨“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先驱。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今天困扰企业家的很多问题，这些先驱者探讨得远比我们要深刻得多。
比如梁漱溟先生对中西方文化对比的结果，提出中国的问题是“只有统治者，没有统治阶级”，所以历代王朝中统治者一倒，就“人人平等”，缺乏一个“阶级”来凝聚人心。这与今天若干企业的管理多么相似？企业的能人总裁一走，企业不就乱了套？所以，中国民营企业的组织性差，是有“文化基因”的。既然如此，出路就不是服用剧烈的“革命兴奋剂”。比如许多公司的军训或军事化管理就是这种兴奋剂的体现之一，而不是改良。
什么叫改良？所谓改良，就是对接传统，回归中国人的人性出发点——良知，不求巨变，也不渴望奇迹，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一点一滴的行动，“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通过量变最后获得质变，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需要的一种态度。
新改良主义：通过员工的职业化良知建立伟大公司
对比一下中日企业在管理上的学习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一种现象——日本公司的崛起并没有太多理论的“百花齐放”，整个日本企业群在七八十年代基本就是在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TQC）理论下，通过“改善”成为“世界一流制造”的。
反过来我们看改革三十年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中国管理热点基本上与西方的管理理论保持同步。质量管理、学习型组织、GE韦尔奇式管理、平衡测分卡、蓝海战略，基本上是西方推出一个新理论，我们就同样跟上“热炒”，“一个也不能够少”。
为什么？当日本公司从人出发，通过人的“改善”进而改变质量品质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符合这种文化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中国公司呢？当我们的出发点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业绩出发。以成败论英雄，成者为王败则寇，却会让整个企业群变得浮躁而短视。
一句话，我们需要在“五四”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企业员工职业化的良知体系，建立起中国式的企业管理体系。
中国在“五四”以后二十年间，曾出现过一个人文研究的传统，出过很多大师，可惜因战乱关系，这个研究传统中断了。我们要懂得，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理性、自由、人权、尊严、司法独立以及个人的创业精神等，与西方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些价值观又都植根于源远流长的西方传统文化之中。
同样，中国式管理模式，不仅要基于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建立，更要建立在中国人的文化特性基础之上，而这个文化特性在个人的意义上，就是良知体系的建立。一旦建立起中国企业员工职业化的良知体系，我想，中国式管理就有了基点，那就是要基于人，基于文化，然后才是事，才是业绩。业绩可以速效，人却需要投资，文化却需要时间，欲速则不达，这就是新改良主义的意义，也是中国企业家可以从“五四运动”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