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创新思维呢？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出“生产要素” 理论，这在1776年对经济学是一个突破。它告诉我们，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引导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使它们变成财富。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其中一项要素的数量过剩，那么就应该去发展那种将会大量消耗这些要素的产品和产业。该理论听起来很符合逻辑，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是这么倡导的，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过剩，所以我们就应该将这些劳动力用于廉价产品的生产，而这符合“经济规律”。
创新陷阱1：过时的“生产要素理论”
但是，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社会，驱动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已与亚当·斯密的1776年大为不同了。发达国家如美国之所以能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是因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先进的知识和人才，而不是劳力、土地。查看美国就业分配比例变化就知道答案了: 1820年，美国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就业比例分别为70%、15%、15%；而2006变为6%、15%、79%。它在1820年人均GDP为 1231美元 (1990年美元计), 而2006年高达42000美元。注意，这里所说的服务业主体不是足底按摩、酒店餐饮式的低端服务，而是像芯片设计、IT集成、战略顾问等等高端服务。
知识——“新劳动力”要素
首先，在现代全球经济中，知识是关键的限制性的生产要素，而不是传统意义的付出汗水的劳动。当今世界上有太多过剩的无特殊技能或只有一点技能的劳动力，因此，其价值相当低，低到不能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在全球经济中，一个收割水稻或铲煤的人，他们处于价值创造的边缘地位；而同一个人，如果拥有先进的工程、科学或企业管理知识，就可能使经济发生彻底变革。因此，可以说知识已经取代传统劳动力，成为现代经济的主要“劳动力”了。
全世界都认为美国是全球先进创新中心，这其中顶尖移民人才带来的贡献惊人。从1995年至2006年，由移民创建的高科技公司有52.3%在美国硅谷，25%在全国范围。到2006年，这些公司雇用了450000名工作人员，直接产生520亿美元的收入。这些移民CEO们对GDP的间接贡献估计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并逐年增长。如果估计非CEO创新者和那些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的GDP有很大部分依赖于从世界各个地方不断流进的顶级人才。在上海，我有一个92岁的老邻居，他的7个孩子都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的未来。他的子女和孙辈都可能成为美国经济的创新动力。
哈佛商学院教授William R. Kerr总结了一个现象：“虽然移民约占美国劳动人口的15%，但他们当中博士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却占了美国将近一半的比例。在博士队伍中，获得诺贝尔奖、被推举进入国家科学院、获得专利奖项等等，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移民。他们是美国技术发展非常强大的贡献者。因此吸引和留住这支高技能的队伍就是美国国家利益，这是提高我们国家创新率所采取的一个最简单的政策杠杆。”
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向美国输出的顶级人才数量之多，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的，70%的留学人员留在了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将数以万计、数以千亿美元的创新拱手送给了美国。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创新、发明需要优秀人才，需要合适的环境条件，而在被固化为“全球打工仔”位置上，中国的低价劳动力如何变成人才？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又拿什么来留住自己的人才？更何谈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人才！
商业生态系统——“虚拟地产”
同样，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正在被取代。因为在互联网信息时代，场地及与原材料有关的要素已经不再那么重要，网络沟通和合作相对更重要。谷歌、 Infosys、SAP、阿里巴巴等公司的巨大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某些有利的位置、建筑物或土地，相反，他们是改变传统经济的企业，他们建立了紧密集成的商业生态系统。实现全球联系和思想交流的商业生态网络正在成为新的“虚拟地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