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与税收的原则”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所有国家都可以从贸易中受益，即使他们没有一个绝对的价格优势，但各国可以分工生产自己所拥有的低成本优势的产品。“比较优势理论”与“生产要素理论”有关，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使用其最丰富的生产要素来重点发展相应的产业，生产相应的产品，并通过生产出来的数量来衡量比较优势。按“比较优势”的概念，较穷的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重点专注于低利润产品的行业，而不应争取做全球经济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分明是“完全劣势”论，而不是“比较优势”论。
你有很多人口是否就应该生产很多大米呢？按照“比较优势”论，二战后的日本最应该成为一个农业生产大国。但是，事实上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汽车制造业根本没有比较优势；一个多世纪前，美国在电子、信息、生物等技术领域并没有比较优势；在1945年，俄罗斯在航空航天业同样没有比较优势；而在上世纪80年代，印度在服务外包方面也没有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国家具有雄心勃勃的愿景，并将理想规划成可能的未来，然后，他们专注于付出努力，集中资源投入，结果，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美国、日本等国能在竞争中崛起，其产业占据高附加值的位置并且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并非与生俱有，而是追求和努力的结果，这正好与“比较优势理论”相反。
战略决策顾名思义就是要有选择——根据多个可能性作出最佳选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推崇“比较优势理论”并以此为国家提供发展战略参考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绝对成本(劳动力、土地、原料等)，却对机会成本视而不见，这使得中国没有选择发展难度大、但含金量高的产业，而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机会成本的代价。例如，放弃飞机和汽车业的发展，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这等于也错失发展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等领域的机会，同时，还不得不将自已在这些方面的需求市场拱手让给西方企业。这些进口市场的财富有多大？大到无法用出口的衣服鞋帽来衡量，而且由此失去的话语权更无法计算出真正的损失和损害。
不可否认：“比较优势理论”从来没有为中国带来真正的竞争优势。而且，它把中国拖入一个危险的、诡异的陷阱之中。为了在全球低附加值产业的位置上做得更好，中国不得不把大部分的资源(包括人才资源、环境资源)分配给加工生产所需的要素方面。但是，绝对成本的不断提高，正逼迫中国经济不得不考虑向高端转型，但是，转型需要的不仅仅是资本，更需要的是人才、知识、经验曲线、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但是，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一直在价值链的低端拼命，有多少经验、人才、企业是可以用来轻而易举地支撑转型呢?这三个“但是”，正好表明我们“有愿望无能力”的窘境。在一张白纸上好作画，在一张浸满了墨迹的纸上就没有这么容易了。这个机会成本还要随时间的递进而增加。
如果这么讲还不清楚，那么我们看看北京与韩国现代合资生产索纳塔，是什么结果呢？只有四个轮胎和一个电瓶由中国制造！自主创新天天喊，三十年过去了,却更难下手。中国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制定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希望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开发的路径。结果，我们是深深陷入了“引进- 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与此同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产电池的民营企业——比亚迪，在没有任何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天不怕地不怕地将自已研制生产的电动汽车推出市场，让世界为之一震。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如果中国不受这些陷阱式的“经济定理/规律”束缚，那么她可以用自己的思想、智慧和决心塑造出她真正想要成为的国家。“在天空中，东方与西方没有任何区别，这些区别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思维创造出来，然后相信它们是真实的。” 中国之所以身陷囫囵难以自拔，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被人引入歧途，我们正在按照别人所设计好的“理论”，一步一步陷下去，而这正是那些想对我们造成危害的人所期待的。再次引用约翰.凯恩斯的话，“困难的是，不是没有新的想法，而是如何摆脱旧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