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中国航油之外的这些企业，国家有关部门却千篇一律声称，他们的行为是“套期保值”。据笔者了解，这些所谓的“套期保值”企业，买了超过自己使用量、超过使用期间、超过使用产品的衍生品，怎么可以冠以“套期保值”呢？套的是哪个量、哪个期？保的又是哪个产品的值呢？明明白白的是投机，却硬背说成是“套期保值 ”，岂不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吗？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中信泰富”）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而引发特大亏损。集团合约按公平价值的亏损则达147亿港元。然而，2008年12月24日，中信泰富00267.HK发布公告称，中信集团已注资15亿美元，拟订进行的有关认购及转换可换股债券及约务更替的交易已经完成。

据说，中国航油曾经一再请求国内给予支持，陈九霖本人就像《圣经·路加福音》中的拉撒路乞丐那样求助国内的支持；他还像《白毛女》中的杨白劳那样乞求黄世仁（期权交易对家）宽限债期。可是，中国航油和陈九霖都没有得到国内所一再承诺的那种支持。

仅仅从1995年算至2008年，至少有9起因投机业务而发生的巨额亏损事件（世界金融风暴发生以来的一系列巨额亏损事件除外）。其中的特别巨额亏损包括：在1995年的英国巴林银行股指期货中，交易员李森导致14亿美元的亏损；在1996年的日本住友银行铜期货中，交易员滨中泰男导致26亿美元亏损；在2008年的法国兴业银行股指期货中，交易员科维尔导致71亿美元的亏损。所有类似亏损，都是由交易员承担了最终责任。尽管中国航油亏损事件也是由交易员（澳大利亚人纪瑞德）造成的，可受害人却是陈九霖总裁。陈九霖从未操作过期权业务；除了董事会授权外，公司投机期权业务还咨询了美国高盛等专业机构。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到了中国就变了味呢？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这样几篇文章：2004年11月26日《联合早报》上发表了杨宝安的文章，名为《中国航油弃车保帅》。我没有在乎文章的内容，而是很喜欢这个标题。我只听说过“丢卒保车”，而“弃车保帅”的说法确实让我感到好奇，因为弃了车，帅还能保得住吗？2004年12月23日《海峡时报》报道，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于2004年12月20日在外国通讯员协会晚宴上回答媒体询问时说，陈九霖出身贫寒，“他显然是个沉着冷静，一步步从零走向成功的年青人。”

《海峡时报》在这句话的下面，做了一个注脚：“陈久霖，生长于一个农民家庭，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毕业于北京大学。1997年，他被总公司派往新加坡。他成功地使公司扭亏为盈，担任进口中国三分之一航油的重任。他也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企业家。”该报还进一步地说：“李资政认为，重要的是，中国当局已经决定让陈久霖回新加坡接受调查。对我来说，这显示他们都明白如果让这名总裁逃离，将不只在新加坡，而且，在国际上把它们的（企业监管）行为降至到第三世界水平。因此，他们决心要向第一世界水平看齐。这是中国所发出的令人感到乐观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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