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企业的三分之一会卖给别人，像朱新礼的汇源一样；三分之一会与其它的企业合并；三分之一会成为家族企业。这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左手拎着10多斤重的皮包，右手提着差不多同样重量的塑料袋，60岁、娇弱的伍淑清出现在北京客来思乐餐厅。记者忍不住想问的两个问题离开了改革开放的宏大命题。一是：“为什么要这么累？”二是：“一个人不孤单吗？”她并不在乎这些同情心，说道：“从没有人左右过我的生活！生命是爸妈给的，自己的选择要对得起这份礼物。”
骨子里的强势！
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当然绕不开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简称北京航食）。1980年，伍小姐和她的父亲
这一年，香港最大的餐饮企业之一美心集团和中国民航局共投资588万人民币，中方占投资总额的51%，港方占49%，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由于它的“准生证”上写着“外审字（1980）中外合资企业001号”，所以一直被称为“天字一号”。其后的1982年，中国成立了首家合资饭店——建国饭店，投资额近北京航食的4倍。但前者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后者。
《中国企业家》：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把中国的大门吹开一条缝，很多人都在窥探，你当时却建议你的父亲到北京成立公司，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伍淑清：现在看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冲破了以前的条条框框，但是，当时大家都不理解什么是改革开放。是不是坐下来就开放了？后来大家理解了，市场开放是要放人家进来，自己要走出去。让一些人眼里的资本家进来，这需要胆量。
我是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一次内地考察活动中知道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当时，中美复航，从北京直飞旧金山，搞不出合格的配餐是不允许飞的。所以我想到了这是个投资机会。我和爸爸到了北京，当时我们一个政府官员都不认识，也不会讲普通话，可贵的是时任中国民航局局长的沈图很支持我们，他帮我们跑审批。有一天他和我爸爸说，还没有批下来，你先把设备买进来，只能先有鸡蛋后有母鸡了。我们也很矛盾，直到批下来才放心。
到了1981年，我们又遇到难题。一是，合资企业要搞审计。当时北京没有会计师事务所，我们只好让上海的会计师跑来北京查账。二是，合资企业没有上级监管单位，外贸部和内贸部都不管，只好由当时的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暂时管理。
《中国企业家》：能回忆一下你最困难的时候吗？
伍淑清：我们在内地有11、12家合资企业，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故事，都不容易。
上海最开始飞国际航线的时候，航空配餐楼的卫生间不合乎标准，做的食物根本进不了客舱。我从香港空运了2个卫生间过来，吹风机、镜子等等所有的配套都运过来。那个时候国庆节放假，我又请香港的工人过来，将原来的卫生间打掉，安装上新的。
没有法律保障，我们的风险是很大的。内地当时只有14条合资企业律条文，肯定不够。我们先把香港的公司法翻译成中文，北京民航局的朋友将我们（广东式）的中文翻译成大陆式的中文，这样才有了合资企业法雏形。
《中国企业家》：中国的合资企业一方面要适应国内的体制与中国独特的商业环境，另一方面要跟市场对手竞争。能否就此谈一下你个人的体会？
伍淑清：在任何地方做生意，都应该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决定在西藏办社会型企业时，为了解当地人的生存状态，我去拉萨33次。我早上去拉萨的菜市场买菜，也到当地研究所考察那里无土种植的土豆。
可能香港企业做事情要谨慎些，这也和香港先进行全球化有关。比如说，我们为德国汉莎的飞机配餐，哪怕是一杯冰水，德国人都要先飞过来，拿着样本飞回到法兰克福进行检验。他们不相信北京的标准。一旦不合格，他们会告诉全世界北京生产的航空食品的标准是怎样的差。我们就这样子熬了28年了（微笑）。
奶粉事件的后续很可能是全世界来中国吃掉中国的（奶粉）市场，吃掉中国的品牌。我们的品牌没有开发、没有研究、没有自觉的保护，这会导致恶性循环。国家应该给更多的年轻企业家更多的政策，让他们去创造中国自己的品牌。企业家也应该珍惜机会。
《中国企业家》：在香港，你是第二代企业家，而在大陆这边你又是第一代。你感觉两地企业家的差异在哪里？3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差异抚平了吗？
伍淑清：两地企业家的区别在于，香港的企业家不可能靠政府，很纯粹地依赖自己和生意伙伴，他们的资金永远是自己筹到的。内地的企业家是配合政策，想办法再融资，他们的融资渠道比香港灵活。当然他们的风险比香港多些，一是可能有不太明确的法律；二是有时候法律变得相对快些。遇到官司，内地的企业家很难打赢。香港很简单，程序上合法就可以办成事，不会有人说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如果说有差异主要是商业环境的不同。
《中国企业家》：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个时点上，你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其价值被大陆社会充分认识到了吗？中国未来10年，企业家阶层的角色与作用有可能怎样演化？
伍淑清：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企业不一样。沿海地区的企业家比较活跃，他们很容易被外界认同。西部的企业可能还要经历一个过程，因为他们很少去外面做生意。出口企业少的地方要靠政府进行推动，如果政府没有落实的政策，企业家们很难做成功。
未来中国企业的三分之一会卖给别人，像朱新礼的汇源一样；三分之一会与其它的企业合并；三分之一会成为家族企业。这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中国企业家》：有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吗？
伍淑清：不是一个伟大的人说过什么话就影响了我的一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祖母，她是个农民。她27岁做了寡妇，从美国带着我的伯父和我的爸爸回广东老家，靠做腐竹生意将他们带大。她一直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不要乱发脾气，要忍耐，慢慢解决问题。她67岁去世。祖母一生的言传身教，比任何一个伟大的人讲的话更有用。
后来，我到香港上学，读到
未来中国企业的三分之一会卖给别人，像朱新礼的汇源一样；三分之一会与其它的企业合并；三分之一会成为家族企业。这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左手拎着10多斤重的皮包，右手提着差不多同样重量的塑料袋，60岁、娇弱的伍淑清出现在北京客来思乐餐厅。记者忍不住想问的两个问题离开了改革开放的宏大命题。一是：“为什么要这么累？”二是：“一个人不孤单吗？”她并不在乎这些同情心，说道：“从没有人左右过我的生活！生命是爸妈给的，自己的选择要对得起这份礼物。”
骨子里的强势！
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当然绕不开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简称北京航食）。1980年，伍小姐和她的父亲
这一年，香港最大的餐饮企业之一美心集团和中国民航局共投资588万人民币，中方占投资总额的51%，港方占49%，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由于它的“准生证”上写着“外审字（1980）中外合资企业001号”，所以一直被称为“天字一号”。其后的1982年，中国成立了首家合资饭店——建国饭店，投资额近北京航食的4倍。但前者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后者。
《中国企业家》：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把中国的大门吹开一条缝，很多人都在窥探，你当时却建议你的父亲到北京成立公司，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伍淑清：现在看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冲破了以前的条条框框，但是，当时大家都不理解什么是改革开放。是不是坐下来就开放了？后来大家理解了，市场开放是要放人家进来，自己要走出去。让一些人眼里的资本家进来，这需要胆量。
我是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一次内地考察活动中知道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当时，中美复航，从北京直飞旧金山，搞不出合格的配餐是不允许飞的。所以我想到了这是个投资机会。我和爸爸到了北京，当时我们一个政府官员都不认识，也不会讲普通话，可贵的是时任中国民航局局长的沈图很支持我们，他帮我们跑审批。有一天他和我爸爸说，还没有批下来，你先把设备买进来，只能先有鸡蛋后有母鸡了。我们也很矛盾，直到批下来才放心。
到了1981年，我们又遇到难题。一是，合资企业要搞审计。当时北京没有会计师事务所，我们只好让上海的会计师跑来北京查账。二是，合资企业没有上级监管单位，外贸部和内贸部都不管，只好由当时的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暂时管理。
《中国企业家》：能回忆一下你最困难的时候吗？
伍淑清：我们在内地有11、12家合资企业，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故事，都不容易。
上海最开始飞国际航线的时候，航空配餐楼的卫生间不合乎标准，做的食物根本进不了客舱。我从香港空运了2个卫生间过来，吹风机、镜子等等所有的配套都运过来。那个时候国庆节放假，我又请香港的工人过来，将原来的卫生间打掉，安装上新的。
没有法律保障，我们的风险是很大的。内地当时只有14条合资企业律条文，肯定不够。我们先把香港的公司法翻译成中文，北京民航局的朋友将我们（广东式）的中文翻译成大陆式的中文，这样才有了合资企业法雏形。
《中国企业家》：中国的合资企业一方面要适应国内的体制与中国独特的商业环境，另一方面要跟市场对手竞争。能否就此谈一下你个人的体会？
伍淑清：在任何地方做生意，都应该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决定在西藏办社会型企业时，为了解当地人的生存状态，我去拉萨33次。我早上去拉萨的菜市场买菜，也到当地研究所考察那里无土种植的土豆。
可能香港企业做事情要谨慎些，这也和香港先进行全球化有关。比如说，我们为德国汉莎的飞机配餐，哪怕是一杯冰水，德国人都要先飞过来，拿着样本飞回到法兰克福进行检验。他们不相信北京的标准。一旦不合格，他们会告诉全世界北京生产的航空食品的标准是怎样的差。我们就这样子熬了28年了（微笑）。
奶粉事件的后续很可能是全世界来中国吃掉中国的（奶粉）市场，吃掉中国的品牌。我们的品牌没有开发、没有研究、没有自觉的保护，这会导致恶性循环。国家应该给更多的年轻企业家更多的政策，让他们去创造中国自己的品牌。企业家也应该珍惜机会。
《中国企业家》：在香港，你是第二代企业家，而在大陆这边你又是第一代。你感觉两地企业家的差异在哪里？3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差异抚平了吗？
伍淑清：两地企业家的区别在于，香港的企业家不可能靠政府，很纯粹地依赖自己和生意伙伴，他们的资金永远是自己筹到的。内地的企业家是配合政策，想办法再融资，他们的融资渠道比香港灵活。当然他们的风险比香港多些，一是可能有不太明确的法律；二是有时候法律变得相对快些。遇到官司，内地的企业家很难打赢。香港很简单，程序上合法就可以办成事，不会有人说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如果说有差异主要是商业环境的不同。
《中国企业家》：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个时点上，你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其价值被大陆社会充分认识到了吗？中国未来10年，企业家阶层的角色与作用有可能怎样演化？
伍淑清：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企业不一样。沿海地区的企业家比较活跃，他们很容易被外界认同。西部的企业可能还要经历一个过程，因为他们很少去外面做生意。出口企业少的地方要靠政府进行推动，如果政府没有落实的政策，企业家们很难做成功。
未来中国企业的三分之一会卖给别人，像朱新礼的汇源一样；三分之一会与其它的企业合并；三分之一会成为家族企业。这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中国企业家》：有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吗？
伍淑清：不是一个伟大的人说过什么话就影响了我的一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祖母，她是个农民。她27岁做了寡妇，从美国带着我的伯父和我的爸爸回广东老家，靠做腐竹生意将他们带大。她一直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不要乱发脾气，要忍耐，慢慢解决问题。她67岁去世。祖母一生的言传身教，比任何一个伟大的人讲的话更有用。
后来，我到香港上学，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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