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龙不在此列。更不巧的是，他还正是华尔街自顾不暇时最容易被放弃的一群：资历尚浅，又是外籍。“美国人之间容易沟通，中国人和老美搞关系难搞些。很明显的事。想象一下你是小组的头。”李说。
1998年从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李伟龙前往密歇根理工大学读计算机硕士。他在硅谷只工作了两年就赶上互联网泡沫（所以，这是一个接连撞上两次大危机的人呢），决定改行，于是2003年去卡耐基梅隆大学读MBA。抛除实习经历，李的正式华尔街生涯始于2005年9月，德意志银行的衍生品风险管理部门。作为一个在中台分析和管理产品风险的新人，他在德银的收入底薪约在10万美元左右，并在年底另获得相当于底薪60%~70%的分红。
他羡慕前台经纪人的丰厚收入。“他们的底薪跟我们差不多，”李说，“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本科生底薪六七万，MBA一般8万到15万之间。前台的分红肯定大于底薪，年景好的话，最多拿几十倍底薪都有。”
2007年6月，李伟龙发现当年升职无望，意气之下从德意志银行跳槽到了贝尔斯登，在这家有80多年历史的投行老店里任固定收益衍生品发行和交易部门任副总裁（Vice Precident），负责产品的设计和风险评估。贝尔斯登向他保证，他的收入将至少是德银时期的2倍。
"（华尔街）这个文化决定了大多数人都是想往前台走，我当时去贝尔斯登就是往前台转。刚进去也是相当于高级经理，后来成为VP。如果干满八年十年，底薪可能在20多万，分红绝对是更多。贝尔斯登当时15000个人，其中顶尖的1000个平均每人能拿到250万美元。”李说这话时望向窗外，但眼里已经没有憧憬。
没有八年十年可以磨了，谁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李伟龙刚进去没几天，贝尔斯登旗下两只投资次级债产品的基金倒闭，总共损失逾15亿美元。置身于贝尔斯登内部，李所能触及到的真实财务状况也极为有限。他跟同事们一样看新闻，一样聊基金经理人的个人冒进，偶尔在公司大会里听到CEO底气不足的宽慰并信以为真，一样为2007年底的贝尔斯登与中信证券互换股权的计划兴奋，直到最后一刻。
2008年3月14日，贝尔斯登突然承认在过去24小时里公司的现金头寸“急剧恶化”，纽约联储将通过摩根大通向贝尔斯登提供融资。消息一出，股价一度暴跌53%至27美元以下。两天后的周日，李从新闻获知，贝尔斯登由摩根大通接管。
"别人在大危机里是命都没有了，我们算很好的。”李不愿直接回顾当时的心情，他引述了一个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同事当时的劝慰——以送命相媲。在为期两个月的吸并过程里，摩根大通将1.5万名贝尔斯登员工裁掉了6000人。由于李所在的固定收益衍生品发行和交易部门的技术与经验都胜过摩根大通的自有部门，李的职位得以保全，但是也被从VP降职成高级经理。
贝尔斯登许诺的2倍收入没戏了。不但如此，分红看起来也要泡汤。“我们没降薪，但分红是没有了。只拿一个底薪，跟出租车司机一年也差不多。”李说，纽约出租车司机一年也能挣八九万美元。同时他发现，成为金融风暴的导火索后，自己所擅长的衍生品市场在整个美国也正高速衰竭。“这件事一发生这个领域（衍生品）就完了，再回来至少得五年。”
沮丧心情下，从3月宣布被接管到5月底完成合并，闲得无聊的李伟龙和同事们在办公室打了两个月的游戏，期间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与中国的猎头联系，投递简历。随后，也逐渐接触一些来自中国国内的招聘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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