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美国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接下来的一年里，整个华尔街裁掉了十多万人。美国的失业率从2008年初的4.9%激升，到2009年7月已经达到9.4%——激进的观点甚至称，如果把放弃求职以及临时工人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应该是16.3%，失业人口总计1450万人。

2008年10月，李伟龙在全美华人金融协会（TCFA）年会遇到自己在香港与深圳工作的大学同学。"我本想在华尔街多干两年，累积些经验。但他们告诉我没必要在这儿留着。”看到几个同学的状态都还不错，李伟龙坚定了回国决心。

但在与国内金融机构的接触过程中，李发现了落差所在：到华尔街来的华夏、嘉实、南方等共同基金，都是希望挖到做股票的人才，但在华尔街做股票的人非常少，更多的是股票之外的金融衍生品人才。"这是矛盾所在，擅长和需求不同。”

综合权衡后，虽然尚未确定工作，今年2月，李伟龙辞职回国。几经面试，进入海融投资做投资总监。

"应该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其他人能干的我也能干。”李伟龙说。但他错了。进入海融投资后，他所擅长的固定收益具体债券化产品学识和英文都派不上用场。他的职责变成更基本的尽职调查、撰写报告、以及陪着合伙人去走访公司。去拜访一些本地企业时，他需要乘坐公交车前往。如果下班忘记关灯，还会受到老板责备。 "在华尔街，灯都是智能的。”李承认，中式的管理方式让他感到不适。只在海融投资呆了5个月，李选择了离开。

这会是华尔街归客们的普遍尴尬吗？科锐国际金融行业资深猎头顾问宫宇告诉记者，金融危机发生后，科锐随即在《华尔街日报》登了广告，随后收到两三百分简历。但引荐回来的人，大多因为薪酬、待遇、管理方式乃至人际交往上的不适应，又回了美国。至今为止，科锐为中国引进的华尔街人才成功案例只有一两个，还是在国内也已经起步的财富管理领域。

"很多东西在中国还是个起步阶段，适应起来不能说很容易，回来有个适应期是很正常，公司在适应期也可以看看这个人怎么样，再给予一个适合的位置。”陈讯勇认为，即便是专长与需求匹配，华尔街归客们的适应期也需要半年到一年，但不能因此否定他们的优秀。"既然你从国内最好的大学出来，在美国也是最好的大学，又能自己在华尔街找份工作，从全球最好的金融公司，从助理变成董事、副总裁、董事总经理，背后的能力不是可以数量化衡量的。在华尔街，不但是跟美国人拼，也是和世界在拼。华尔街总共就业人口30万，你是在和30万国际上比较优秀的人竞争下来的结果。”

李伟龙的新目标地是上海。在他看来，上海离自己家近，金融环境在国内已经算是完备。他希望新的工作可以让自己发挥在固定收益上的专长，另外，年薪在三四十万元。但他自己也知道，"现在问题是国内做固定收益的工作不多”。

"假如上海没有合适的，可能也会考虑香港，远的地方也不会再去了。”无论如何，李伟龙不想再回美国。

不过，华尔街似乎正在缓过劲来。今年上半年，高盛从上半年营收里拿出114亿美元支付员工薪资，瑞银集团则将银行家薪酬提高一半，就连上半年业绩锐减40%的摩根士丹利，也不惜拿出营收的72%拿来支付员工薪酬。

"那都是赚钱的部门，衍生品部门不会再有分红了，”李伟龙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强化决心。"衍生品部门不会。”也许他是对的。在吸并了贝尔斯登的摩根大通里，得到平均37%加薪的员工来自投资银行部。

那么接下来，中国市场能给他多少，他又能给中国市场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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