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本土创投为何聚集于深圳？它们到底有什么独特战法？在过往十年中又经历一番怎样的死去活来？

　　1999年，受命组建湖南电广传媒旗下投资公司的刘昼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北京，还是深圳。到底把总部设在哪里？

　　北京是首都，也是金融和科技中心，各方面的便利条件自不必说，电广传媒已经专门派人看好了东方广场的写字楼。但时任电广传媒总裁助理的刘昼内心里却更倾向于深圳，因为后者是中国改革的桥头堡，毗邻香港、市场化程度高，而且未来的创业板很可能设在这里。

　　两相比较依旧难做决断，刘昼最后请了一位懂周易的高人来指教。这位朋友按照金木水火土的风水之法算了一卦，结论是南方旺财。这正好暗合刘昼的心愿，于是达晨创业投资公司(下文简称：达晨)最终扎营深圳。

　　不过，大师虽然算中了结果，却没有说破过程。到2004-2005年中国股市最低迷的时候，由于创业板迟迟未开，达晨的报表上年年都是亏损。母公司电广传媒已经通过决议，要把公司全部撤掉，只留一两个人回长沙看“摊子”。好在董事长最后否决了。

　　恰恰也在这个时间点上，深圳创新投资集团(下文简称：深创投)的第四任董事长靳海涛走马上任。当时，这家深圳最大的国有背景投资公司已经被市政府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注册资本金才16亿元，而外面“漂”着的就高达16亿多(因为委托理财等原因收不回来)，早期投资的公司也找不到退出通道。

　　再黑暗的隧道也总有尽头。2005年底中国股市启动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中小板开启，到了2008年，深创投和达晨分列中国创投50强之首和第八名(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风头压过了很多老牌外资VC。

　　今天，以深圳为大本营的创投机构已经逾200家，而占据了全国1/3的份额。在日前公布的创业板首批108家申报企业名单中，有深圳创投参与投资就超过30家，其中深创投和达晨各有8家之多。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深圳？而不是北京或者上海，诞生了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一群本土创投？

　　在经历过十年的死去活来后，它们究竟进化成了什么样的商业动物？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幕后控局？凡是见到过这些控局者的人，都会发现他们和媒体报道中的大牌投资人形象，完全划不上等号。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具备一个好VC应该有的“贪婪和冷酷”，也许他们还多一点点“善良”。

　　最后一个问题，在诸多制度差异的背景下，它们中间有无可能会出现中国的KPCB、红杉、德丰杰？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像凯雷一样的资本巨人？

　　“我们都是土八路”

　　有位声名显赫的父亲(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于厉伟而言，着实是个负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一些媒体描述成“权贵子弟”、“股市大鳄”，尽管这些人很可能根本连见都没见过他。

　　这是一个平头、小眼睛、卷着衬衫袖子的中年男，放在人堆里猛一看根本认不出。要么长时间的沉默寡言，要么一开口就滔滔不绝。

　　他是深圳最早一批靠做股票致富的人(1990年代初)，很可能也是深圳最早一批醉心于风险投资的人(1994年)。按他自己的说法，“早期投资远比股票更刺激”。

　　眼下，身为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董事长的他，最上心的项目是两年前投的风发科技。

　　2007年9月30日下午，他听朋友说了一个风电的项目，开着车就过去了。下了车，他只看到一所破旧的房子，里面有十几个小伙子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公司刚成立两个月，车间里只有一台简易的样机，伸手转几下摇把，连在一起的灯泡就亮了。

　　回来的路上，厉伟对朋友说：“他们没钱吧，给他300万，要30%。”办了一个多月，厉伟再问同事，合同还没签下来。原来对方想把投资条件改为500万拿19%的股份。厉伟说行，就这样签吧。后来，他又拉了好友杨向阳去看了一趟，“大杨”二话没说也放了钱进去。

　　厉伟钱虽然投得快，但并非头脑发热。他是北大理科毕业生，看得懂原理。“他们搞的是垂直轴风力发电，肯定不是目前的主流。但有可行性。如果成功了意味着风力发电成本会降低30%。”这是什么概念？“目前我国的风力发电主要依靠国家补贴，这项补贴大约占到风电成本的20%。也就是说，如果这项技术能成，风电就可以赚钱了。”

　　到现在，这家公司也只有30多名员工，没有一个高级工程师，却申请了8项专利。“我们正在等青海日月山的测试结果，风厂和投资都已经批了。成功的话，就是一场革命。”

　　据说，鼎晖和中信资本等VC也都看了这个项目，觉得风险太大。因为技术的源头来自乌克兰，而且创始人也不是什么海归专家。

　　“如果说外资创投是正规军的话，我们就是土八路，正规军是美式的装备、美式的信念，八路军就是毛主席的游击战。”厉伟如此定位自己。“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外资基金给LP汇报的时候，可以说一共投了20个项目，失败了10个，5个一般，还有5个成功上市获得了5倍以上的回报，于是台下一片欢呼。我们不行：投了10个项目，损失了3个，于是整天想干吗要损失这3个呢，后悔不迭-----因为八路军打仗，每一颗子弹必须消灭一个敌人呀！最好还能缴枪回来。”

　　“为什么不募集一个专投早期的基金呢？”《创业家》问。

　　“没想过，也不想干，用别人的钱压力太大。”厉伟坦白。

　　深港产学研创投的大部分精力放在早期投资上，从成立至今总计2亿多的投资总额中，一半以上用于早期项目。深港产学研创投管理的基金-----松禾资本，则主要投资成长中后期的公司，即两三年内可以上市的。这两个公司基本上是一套班子，但公司的规定是早期项目只能用自己的钱投，并且必须由厉伟本人做最后的投资决定。

　　厉伟的投资生涯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时他负责深圳宝安集团的股权投资，投过大连热电、安徽大安生物等几个项目，有成有败。但在厉伟看来，在那打工只是练手，为以后自己单干做准备。1994年，厉伟和太太成立了延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包括证券投资和风险投资。2000年，厉伟在那一轮牛市高峰中退出，就此不再涉足二级市场。

　　“你成立公司做风险投资的时候，了解国外VC的运作吗？”

　　“了解不多。”

　　“你当时理解什么叫风险投资吗？”

　　“做很多事情不是搞清楚才做的。”

　　“那为什么想到做这个？”

　　“投资这个事我很有兴趣嘛。”

　　这是《创业家》记者和厉伟之间的一段对话，或许也是深圳最早一批风险投资人的真实心态。

　　一开始看什么都好，“觉得未来前景很大，提交商业计划书的人都很善良”。吃过不少亏。2002-2005年，因为资本市场转熊，胆子又变得很小。“觉得这世界太可怕了，骗子太多”。

　　2001年，深港产学研曾主动接触过比亚迪，但人家当时已经很好，不需要投资了。2002年下半年，迈瑞医疗第一轮融资，又给了他们500万人民币的额度，“我们一个投资经理去的，打电话回来说，他2点多钟给我打电话说下午5点钟前要决定要不要这500万。”

　　内部讨论了半天，厉伟想做，但同事说公司前几个项目都砸了，还是不能凭感觉，得走正常流程。于是放弃。好在，

　　荣信股份和A8音乐后来还是帮他们赚了不少钱。

　　2006年以后，厉伟和他的同事们心态才开始修炼成熟。今天，深港产学研最大的一个早期投资项目可以达到3000万元人民币。“现在为什么有些方向开始向外资学了，因为我们有上市的了，等于八路军自己有兵工厂了。”

　　《创业家》问厉伟：“怎么处理投资人与创业家的边界”。

　　他指着会议室墙上的一幅油画说：“我们就是看画的，人家才是画画的。我们最多出出主意，画美女还是画牛更好，但主意还得人家拿。你要想自己冲上去干，干嘛给人家钱？”

　　杨向阳是厉伟的好友，两人志趣相投，但性格却是天上地下。厉伟生活严谨、不苟言笑。杨向阳光头、高大，喝功夫茶、叼烟斗、玩古董、打高尔夫，很有些江湖豪气。“我们俩出去，人家都觉得应该反过来，他像清华的，我像北大的。”

　　在VC界，杨向阳被公认为生物科技投资领域的前辈，外号“大杨”。他发家于石油贸易、房地产和股票，现在的兴趣除了生物医药，还涉猎网游、新能源甚至电影(周星驰的《长江七号》就有他的支持)，名片上的身份是清华源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裁。

　　杨向阳主要的精力其实在北科生物上，这是一家在干细胞治疗领域处于全球制高点的公司。作为天使投资人，他在北科等生物医药公司至少投入了上亿人民币，并陆续帮助北科引入了深创投、深港产学研以及中信的投资。

　　北科生物的主业耗时耗钱，在国内尚未获批临床，且由于行业敏感性褒贬不一。“真正做创新的人总会生活在一种寂寞状态，当你被主流认可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成熟阶段。”杨已经接近做到八风不动。“我从1998年开始搞基因治疗，始终有人来给我讲基因治疗不行了，我一直很虔诚地去学习。到2002年，我发现跟我谈基因治疗的问题的十个人里，有八个是不搞基因的。他们有什么理由和资格来跟我讲这件事？”

　　“我终于明白我们是在做创新，我已经走到人类认识的最前端，没有谁是我们的老师了，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付出和探索，唯一要看的东西就是数据。全世界的人都刚刚开始，所以你一定要去干，一边跟没有法规做斗争，一边跟不合理的法规做斗争。现在的北科生物就是这样。”

　　关于北科，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美国盲孩子在多次医治无效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到了北科。两个疗程结束后，为了省钱那个孩子回国了。有一天早晨起床后，这个孩子突然对身边的母亲说：“妈妈你真漂亮”。

　　“当初杨向阳第一次在我们研讨会上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给他发一个短信，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句话，我这4千万投资值了，”厉伟说。

　　作为赛富投资的客座高参，在杨向阳看来，最好的风险投资人就应该像他的老朋友赛富投资的总裁阎炎一样，“够贪婪，够冷酷”。

　　“什么叫贪婪？贪婪就是充满希望，下注在一个看起来只有万分之一可能的事情。所谓冷酷，就是同时要极度冷静，不能为某些东西所诱惑。”厉伟对这句话做了完美的诠释。

　　“但如果你不‘够善良’的话，还是做不好投资的。善良意味着你对被投人充分信任，同时还要发现工作中的美。”厉伟强调。

　　民族打法

　　问厉伟和杨向阳，最佩服的同行是谁？

　　两个人的答案一致：靳海涛。

　　评语大致如下：有韬略又感性，大开大合而又章法不乱，只有这样的人才领导得了那么庞大复杂的一个团队。

　　前一段，VC圈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当世四大高手，西毒阎炎、东邪沈南鹏、南帝靳海涛，至于北丐是谁？各位可以猜猜。

　　这段子让老靳(靳海涛)有些压力。他毕竟是一个大国企的掌门人，虽说管理着150多人的投资团队以及上百亿人民币的资金，但上面还有深圳市国资委和其它股东。

　　总有媒体拿“体制问题”来唱空深创投，还有的断言其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今年8月底，深创投庆祝十周年的时候，某领导问靳：在我们治下，深创投明明起来了，现在越来越好。为什么还有报道非说“前景堪忧”？

　　靳海涛也不明白，为什么招商银行(17.04,0.31,1.85%)、中集、平安、这些深圳的市场化国企都可以做得好好的，深创投就不行吗？“难道中国创投市场上，最好就只剩下外资VC，不要民族品牌？”

　　从他上任董事长那一天起，就是不信这个邪的。

　　他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当过工人，做过官员，去摩根斯坦利培训过。又在当时深圳的另一家大国企赛格集团当常务副总，管过资本运作，一手缔造了两家上市公司，还尝试过电子商务。后来自己做了点天使投资，也有从事外资创投的经历。

　　2004年6月，深圳市政府的领导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意接手深创投，靳的回答是“我很情愿”。

　　进入之后，靳海涛只看不说。每天下班后也不回家，而是直接去旁边五洲宾馆的一间包房。他需要一个清静之地把他的调研结果和思考记录并整理出头绪来。

　　当年8月26日，靳海涛走马上任后的第一次董事会。在这次会上，他被董事会票选为深创投新一任董事长，同时，他提交了名为《处理好创业投资的十三大关系》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我主要明确了两个思路：其一，用50%的精力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减少股东损失，夯实财务基础。其二、用50%的精力继续推进创投主业。

　　接下来，又理清了募资与投资思路：“将来要以管理外部基金为主，现在就要寻找机会起步”。“立足深圳、面向全国，找最好的项目”。“与时俱进，主做能在海外资本市场退出的项目”。

　　但当时，国内退出通道依然紧闭，靳海涛决定效仿外资VC，做一些两头在外(资金来源和上市退出都在海外实现)的项目。可是，他要求建立海外投资平台很快碰了钉子，理由是：国内业务都没做好，还跑海外去做？但深圳市又给出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使得深创投依然可以低调进行一些快进快出的项目缓解现金流的压力。德信无线、珠海炬力、易居中国这些案子都是当时跟投的。

　　但这并非长久之计，首先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的来源有限，其次，深创投当时在国际上没有影响力，找项目得看脸色。“跟着别人玩，我们会永无出头之日”，靳海涛承认。

　　转折发生在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炉，创投从进入到退出有了完整实现的可能。靳海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当经济学家们还在争论这一个改革会不会使中国资本市场探底时，他已经在内刊上发表文章《创投的春天即将到来！》。此文一出，在深圳创投同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靳由此一举奠定了自己“大哥”的地位。

　　春天到了，就再不能小打小闹。深创投重新布局三大战略：一是要从适量投资变为积极投资；二是要管理外部资金；三是要建设投资后服务体系。

　　同年底，国家十部委出台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这东西又给了我一个信号：政府引导基金是国家鼓励的行为。创投是什么呢？是募集、投资、退出、业绩分成这样一个流程。但是作为公司我本身的资金有限，我要管理外部基金，就从政府引导政府基金开始探索。”

　　好事多磨。第一个签约的是武汉，结果运作到中途还是“黄了”。2006年草签了几个城市，但后来者居上，通过靳海涛和他的“光头老友”苏州金融控股公司董事长孙林夫共同努力，一波三折，从一个1.5亿的引导基金谈到了3亿人民币。2007年初，苏州政府引导基金宣告成立。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王荣率领“四套班子”出席剪彩仪式，这样的重视让靳海涛都没有想到。

　　两年过去，苏州基金投的第一个项目海陆重工已经上市。另一个项目中力科技已经获得发审委的批准。还有四个项目已上报证监会。而到目前为止，深创投管理已投入运作和正在签约注册的政府引导基金已达29个，总资本额将近50个亿。

　　这是个一箭四雕的好棋。首先，不再为项目源的问题发愁。用靳海涛的话说：“中国的地方政府掌控经济因素的能力都很强，他们了解企业。你管着它的引导基金，政府自然会帮你推荐项目。”

　　其次，由于创新投本身的国资背景，又是合作方，创新投得以与地方政府建立起一个良好互动的关系。积累的资源对于被投企业而言又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增值服务。

　　其三，政府引导基金是政策扶持的，透过各种模式游戏规则的设制，深创投可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

　　其四，深创投通过管理各地政府引导基金，实现了低成本区域布点扩张。

　　靳海涛的这一步棋无疑是聪明且具有战略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将其先天的体制劣势转变为体制优势的关键。

　　2005年全年，深创投只投了15个项目；2006年17个；到了2007年，公司就投了49个项目，投资额超过11亿元；2008年投了57个项目，投资额13亿元；2009年预算投资13个亿，项目数肯定也将超过40个。

　　“现在我们单笔投资最大的金额可以达到3亿元人民币”，主抓项目的深创投总裁李万寿称，这样的投资能力已经可以跟一流的外资VC竞争。

　　“建政府引导基金，这是完全的民族打法，也是公司制架构创投机构所为。老外会吗？老外建一段时间肯定跑了，搞一个庞大的队伍太麻烦。”靳说。

　　除了政府引导基金，靳海涛目前的重点布局还包括建投资后服务体系。“一个创投机构如果只有钱，只做投资，以后的事情不管了，不可能有长期的生命力。或许今天还能活得下去，但是再过几年，竞争都起来了，我的领头羊地位恐怕保不住的。”

　　东莞勤上光电公司是一家深创投投资的企业，主业是LED照明。深创投参与投资的另一家企业则独家拥有一种全新的散热工艺，但技术此前并没有用到LED照明上。后来在深创投的撮合下，勤上光电采用了其产品做为照明灯底座，散热效果更好，但是重量减轻3倍，成本也因此降低。

　　深创投的投资企业高达220多家(目前是国内第一)，遍布各个行业，且很注意在产业链的上下游进行投资。“这就是我们服务体系中资源整合的功能。我们虽然只是个小股东，但是地位高、名气大，我有能力把他们串起来，让他们在产业链客户端上能够拓展互补，新的东西也会因此出现。”

　　除了资源整合，这个服务体系还能处理“疑难杂症”。“曾经有两个公司的老板因为经济纠纷被关起来了，我们能把他捞出来。没有服务资源的机构做得到么？只能眼瞅着请企业垮台。”靳很有些得意。

　　“领先一大步，赔钱等三年。领先一小步，发财挣大钱”，靳用这两句话总结了深创投这十年。

　　群狼战术

　　两年前，达晨创投看中了一个广东清远的农业项目，反反复复考察谈价，马上就要投了，却被一家大牌外资机构高价抢走。对方放话，只要是达晨看好的项目肯定没错。

　　董事长刘昼对此并不后悔。“我只出到8倍，人家出到了12倍P/E。外资就是这个风格，他只看方向，方向对了成本高点也没关系。我们既要方向对，也得成本合适。投资比到最后，比的是耐力和适应力。”

　　“用外资的眼光看项目，用内资的手法做项目”。这是达晨执行总裁肖冰总结出来的，也可以看成是整个深圳本土创投共同的投资理念。

　　“中国的国情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是这么大的内需市场；这都决定了不能完全把外资的方法硬梆梆地照搬过来。我们一是要结合中国国情找方向，第二就是做项目的过程当中比较计较价格成本。”刘昼对《创业家》采访时解释道。他自称直到三年前，才真正从不断犯错和纠错的过程中理清思路。

　　态度谦和、外表憨厚的刘昼非常推崇华为的“狼文化”，这一文化在达晨被细化为群狼战术。而深圳另一家民营创投公司的总裁陈玮也指出，“中国创投的文化应该是狼性的”。

　　首先是在猎物的选择上，深圳本土创投与外资创投大相径庭。在刘昼看来，外资青睐的原创性高科技在中国几乎不存在。所以，在华的外资VC瞄准的大都是以新模式取胜的企业，他们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少数几个地方，互联网、新媒体、新能源和连锁消费业等领域。而深圳本土创投，更青睐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传统企业和以拉动中国内需消费为主的项目。，投资范围遍及全国。

　　“外资胃口大，他们做虚拟经济的多，做的是一分钱要赚一块钱，我们是一分钱赚一毛钱也投了。”福建圣农是达晨于2006年投资的案子。今年8月，福建圣农上市后，达晨有可能获得十倍左右的回报。但显然，这与分众、百度等数十上百倍的回报难以相提并论。

　　“我们是靠汗水赚来的钱，他们是靠脑袋赚来的钱。我们也羡慕他们。但我们这个策略，可能在中国本土里面投资机会多一点，中国大部分的土壤还是做实体经济居多。我们的模式可以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生存下来，所以才会这么漫天地铺下这个网。”深创投总裁李万寿称。据公开数据，2008年，仅深创投一家投的项目就占到了全国风险投资项目的近10%。

　　而外资VC可选择的面相对较窄，只能在少数一些大城市有投资机会。而且他们的竞争集中度比较高，会出现很多基金抢一个项目的情况，所以价格也高。

　　只要发现合适的对象，深圳本土创投会保持足够的耐心。为了投资江西的煌上煌食品公司，达晨的投资总监傅哲宽足足跟踪了三年。对方是家族企业，开始是不想上市，然后做交流、培训，慢慢鼓励他上市，最后终成眷属。

　　即使只剩最后一击，也要仔细观察，提防陷阱。达晨的每一个项目，都要通过投委会、董事会等七重关口，层层把关，董事长拥有最后的一票否决权。

　　就像是一群狼围绕着一个猎物，达晨规定风险控制人员必须要在企业待三天以上，除此以外，财务总监、营销总监、项目经理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做全方位的尽职调查，互相牵制、环环相扣。“如果经过这么多关这个项目还能看走眼，那一定是个小概率事件了。”刘昼说，“ITAT什么的也找过我们，都被这七关挡在门外了。这个模式在中国国情里面是最实用的。”即使在这两年市场最疯狂的时候，深创投、达晨的平均投资P/E也紧紧控制在10倍以内。

　　此外，在每个项目最终拍板之前，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刘昼都要亲自和创始人见面，“我自己要去跟人接触，不看别的，只看人。”通过此前的层层筛选，企业和行业本身的状况都已了如指掌，刘昼需要知道的只是创业者是不是符合他心目中的那个标准。

　　“我偏好的人，首先要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要有激情，我们投资的一些民族品牌，我们甚至为他们的理想所感动；第二就是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公司发展战略思维，不能是今天搞到哪儿就干到哪儿；第三就是勤奋、好学。”

　　当然，分层决策的制度在大大降低了投错人的危险的同时，也降低了决策效率。相对于传说中熊晓鸽从17楼走到19楼就能做一个投资决策的速度(当然这也只是非常个别的现象)，达晨从项目上报到最终做出决定，往往需要三个月左右。而深创投的链条甚至更长。

　　几家一起抢案子的事情，在深圳并不多见。相反，联合出手、分工协作被视为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同洲电子上市是深圳本土创投最早的一个成功退出的案子，就是深创投、达晨创投、产学研以及深圳高新投四家联合投资的。“当时其实是创新投先看到的，但因为我们是广电背景，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来牵头也可以，我们后来反而投得多一点，”肖冰回忆说。在文化传媒和现代农业领域，往往是达晨领投。而在高科技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又常常是深创投冲在前面。

　　狼性文化的最后一点，就是只有头狼没有明星。达晨强调的始终是团队精神，不鼓励个人英雄主义。因此，立志做投资界明星的，恐怕要绕行深圳。

　　进化

　　今年6月，卢振威不再担任深圳招商局科技的总经理，仅仅保留董事的职位。

　　他将负责筹备运作一个新的基金。因为招商局集团对于这个全资子公司有了新的想法，未来要向“LP+GP”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招商局科技除了用集团自己的钱做直接投资以外，可能要参与和发行越来越多的新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