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层面上，世界期望中国担当的经济和金融领导角色是很明显的。中国在制定政策时不应仅考虑政策对本国的影响，还应考虑其国际影响。中国既应该关注本国的家庭、企业、银行、政府的储蓄和投资决策如何影响国内市场，也应该关心这些决策会如何影响国际市场。中国应该考虑其货币和商业政策对贸易伙伴的影响。在管理其外汇储备和配置储备资产时，中国应该注意国际经济的稳定性。
总之，当一项政策具有影响国际社会的外部性时，中国应将其内部化。当这样做会提高国内的政策成本，给其他国家带来收益时，中国应当与其他国家谈判合作，使其他国家也做出类似的政策调整，这样各方都能收到更好的政策效果。
新兴经济体“世界角色”的现实障碍
在研究国际政策协调的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担负起这种领导角色和实现这种合作可能面临的障碍。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因为狭隘的利益而拒绝实施能提升国际总体福利的政策。难以做出可信的承诺也可能使得各国政府难以就合作性的政策调整达成一致。国际机构笨拙而陈旧的结构也可能会使各方为谈判成功而做出的努力付之东流。
此外，当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迅速变化时，实现有效的领导和协作还面临着特殊的障碍。对于新兴的经济体来说，缺少相关经验（当该国还是小国时，其国内政策的国际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可能会使得他们在承担新的责任时犹豫不决。他们也不愿与发达经济体分担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时应尽的义务。他们的制度安排可能设计不当，很难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
这些问题并不是在21世纪初才第一次显现。两段相似的历史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广为人知。一战前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是主要的国际资金出借人和金本位体系的核心。凯恩斯把英格兰银行称为“国际乐团指挥”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实际上美国是当时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GDP和出口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超过英国。但当时美国没有中央银行，金融市场很不稳定，纽约也只是一个二级金融中心（不仅排在伦敦之后，还排在巴黎、柏林和阿姆斯特丹之后）。一战加速了美国货币和金融的崛起。美国建立起中央银行，取得对其欧洲盟友的债权并积累全球大部分的货币性黄金。另一方面，战后的英国在商业上被削弱，中立国也打入英国的出口市场。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大大超过英国。特别是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联储取代英格兰银行成为具有国际统治力的中央银行。金融资本通过美国回流到欧洲，很像今天金融资本通过中国回流到美国。
但是，有人认为美国当时在制定货币和金融政策时并没有考虑政策的系统性影响。屈从于国会对减免债务的反对意见，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坚持要求欧洲国家偿还战争债务，这使得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处于危险的失衡状态。美联储为了解决国内问题提高利率，而没有考虑提升利率对国外的不稳定影响。当股市崩盘、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等灾难出现时，美国不愿发挥其国内和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作用。
另一方面，英国贸易出现赤字，来自金融和其他服务出口的收益下降，黄金储备不足，这使得英国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上述问题。Stephen Clarke在讨论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指责某个国家，而是批评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未能充分合作。
另一个警示性的故事是关于20世纪60年代为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做出的努力。35美元每盎司的黄金价格是该体系的关键。二战刚结束，美国工业产值和黄金储备均占资本主义世界总量的很大部分。在战后的15年里，美国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削弱。但美国无疑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仍处于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需要其他增长较为迅速的经济体的支持和合作以协调国内环境和国际货币金融稳定，包括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美元债务就已经超过其持有的货币性黄金储备。1964年之后，仅仅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资产就已经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美国商品贸易账户收支在1963年以后持续恶化，仅在60年代末期因为国内经济不景气、进口减少而曾短暂好转。作为主要储备货币但也是长期承受贬值压力的货币，美元当时的处境和现在很相似，很多分析家都观察到了这一点。
在这样一个多极世界里，各方共同合作支持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1961年，他们创立伦敦黄金总库（Gold Pool）以稳定黄金价格，遏止美国黄金储备的流失。1962年，他们制定《借款总协定》（GAB），赋予IMF更大的权力维护金融稳定。他们成立经合组织经济委员会第三工作组（Working Party 3）以交换信息和鼓励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方面的合作。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官员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清算银行的会议。但仍有看法认为当时的国际合作不够充分。法国于1967年退出黄金总库。每当其他中央银行名义上履行对黄金总库的责任，出售黄金以维持美元时，他们总会转向美国要求偿还黄金。IMF和一些中央银行没能提供帮助以阻止英镑贬值，在美元贬值不久后英镑也随之贬值。
这段历史显然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有所启示。但除了前述因素，我还要再强调一点。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未能形成关于强化货币体系的共同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新兴经济体不仅包括美国还包括法国，两国的主要官员就当时体系的本质问题达成共识，但未能就适当的改革措施达成一致。关于美元在改造后的金本位中的地位问题，两国存在分歧。他们在德国是否有能力赔款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因此就政府和私人的资本流动的作用也存在不同意见。两国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在制定经济政策以应对不稳定的世界时，应该优先考虑哪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