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具有决定性的一票就属于德国。当时德国依靠美国为其提供防务保护，并且希望与美国合作。这些都意味着德国应该站在美国一边。但有一些官员对美国并不热情，并且德国联邦银行等权力部门担心美国的提案可能带来通胀。因此1966年当选经济部长的卡尔•席勒反对美国利用其提供的防务向德国施压，并且主张德国应该追随戴高乐的政策购买黄金。但大多数官员仍认为美国提供的防务更加重要。
随着尼克松1969年上台开始执行的更关注国内的经济政策，局势更加恶化。尼克松认为没有理由与他国合作。即使单边主义可能造成全球通货膨胀，并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威胁，他仍希望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设计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受金融方面的约束。尼克松采取“高压政策”以迫使其他国家持有美元。
德国对此的回应是寻找一个欧洲自己的美元替代品。总理勃兰特于1969年在海牙峰会上提出创建欧洲货币联盟的想法。法国对此表示赞同，因为这一提议为在制度化与德国合作的同时保持法郎弱势提供了可能。由此产生Werner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70年发布一份报告称要在10年内建立欧洲货币联盟。这一提案后来看是过于乐观了。这样，欧洲唯一的合作行动就是创建蛇形浮动汇率制（Snake），该体系本质上是在欧洲内部建立一个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构，但并不与美元挂钩。
这些变化是通过一系列会议和报告实现的。1964年的G10副财长会议建议第三工作组研究如何强化调整机制，并建立一个研究小组研究供应储备的新机制，即后来的Ossola Group。由于美国的反对，研究小组在报告中把法国提出的“集体纪律”淡化为一个多边监视机制。在该机制中，各国向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统计信息，并说明为了避免长期失衡，各国是怎样为其经常账户融资的。为表示对该结果的不满，法国加快了从美国购买黄金的速度。
法国强硬的态度与黄金总库计划发生的变化有关。1965年，新开采的金矿出产的黄金减少，迫使各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换取美元。意大利于1966年底开始在向伦敦市场出售黄金的同时，从美联储买入黄金，实际上相当于退出黄金总库计划。法国于1967年上半年也退出黄金总库计划。美国承担了他们的份额。
美国随即提出创造一种新的储备资产，称为“黄金凭证”，希望以此继续黄金总库计划。其原理是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未来会有某种其他东西作为黄金的替代品，那么对黄金的需求，以及对黄金总库成员国的压力就会减少。当黄金总库成员国向市场出售黄金时，他们出售的并不是黄金本身，而是黄金凭证，这意味着向市场出售黄金永远不会导致储备枯竭。但欧洲国家坚持只有在美国说明了计划怎样减少其贸易赤字，进而减少其黄金凭证购买量之后，才会参与该计划。而当时美国正值选举年，这样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
随着情况恶化，美国于1968年3月召开一次央行行长会议。由于没有其他选择，会议通过一个双层的黄金市场：黄金被允许在市场中升值，但美元和其他货币并不贬值。央行行长们宣布他们手中持有的黄金足够支持国际货币体系。央行不会再在伦敦市场买入或卖出黄金，实际上实现了黄金的去货币化。额外的流动性需求会由特别提款权（SDR）满足。
国际合作在1968年11月的G10波恩会议达到冰点。会前曾希望能就其他货币兑美元汇率的调整达成一致。但德国政府拒绝参加，担心马克升值会影响其出口。作为币值较低的国家，法国被要求收紧其外汇及贸易管制，而这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德国由于担心影响出口而拒绝参加会议，这导致其与法国的关系紧张，法德关系跌到战后的谷底。德国于1969年选举过后才调整马克币值。其他在欧洲内部试图合作的努力也同样不成功。1971年德国放弃显然已经失败了的多边框架。在最后尝试建立一个欧共体联合浮动汇率后，德国于1971年5月允许马克自由浮动。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着其单边主义方针。财长康纳利在1971年的演讲中说如果其他国家能承担一些美国的防务开支，欧洲和日本放开对美国产品的进口，美元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其他国家并没有据此改变，储备继续外流。8月15日，美元被迫贬值。尼克松在美元贬值的同时，公布一项减税计划以刺激就业，并对进口货物暂时加征10%的附加税，“以保护美国产品免受不公平的汇率的影响”。尽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复存在之后，史密森尼（Smithsonian）会议引入了一个短命的新体系。世界自此步入一段金融动荡、汇率波动、全球通胀加速的时期。
21世纪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角色
引用马克•吐温的一句话，历史总是在重复着自身。当今世界经济的情况与20世界20年代及60年代的相似性就印证了这点。比较来讲，60年代的情形与今天更加相似。与当时一样，全球越来越意识到需要新的快速成长的经济体起到稳定全球经济的作用。全球增长的再平衡需要赤字国家——美国，更多地储蓄；同时盈余国家——中国，更多地支出。这样在使用需求刺激政策以消化全球产出的同时，全球失衡才不会再发生。
但现在正如60年代的欧洲一样，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中国，可以以一己之力对冲美国支出模式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的GDP不到美国的1/3。这意味着中国、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包括但不限于俄罗斯）必须合力而为。全球再平衡要求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财政刺激力度要高于美国。中国的实际财政刺激力度大约为GDP的4%。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3，所以单凭中国的刺激政策不足以抵消美国新增公共支出对全球失衡的影响。
与此相似，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很可能会上升到10%——其历史平均水平，在美国政府预算回归平衡后，其全国储蓄率会与居民储蓄率相近。即使中国将储蓄率由现在的45%降至25%，也不足以抵消美国储蓄率上升对全球需求的影响。这与60年代的情况比较相似，当时迅速崛起的欧洲国家开始接近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尽管欧洲国家的总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但单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还不足以与美国相比。而在20年代，情况有所不同：作为新兴经济体的美国在经济规模上已经超过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英国。
现有的制度性安排，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G20，在协调全球财政政策以应对危机方面表现大体称职。新兴市场国家集体实施了财政刺激政策，而没有单纯依靠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以占GDP的百分比计，新兴经济体实施财政刺激的力度与美国相近。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回应，尽管如果新兴经济体能做得更多，全球可以更好地再平衡。学界对新兴经济体在抵御全球危机行动中应该起的作用早有共识。分析上的不同不会阻碍国际合作。随着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更加需要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有更多利于全球合作的行动。
当话题转到重组经济结构，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更少地依赖净出口，历史上的合作情况不容乐观。尽管大家已经认识到新兴经济体需要向这个方向发展，但G20公报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保持沉默。G20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国内经济结构及情况的不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张金砖四国应立即重组经济，但新兴经济体对此比较谨慎。金砖四国在2009年3月举行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召开了自己的会议，会议公报中没有提到上述问题。2009年6月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四国峰会，会后的联合公报也没有涉及上述问题。显然，对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取代现有的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还没有一个清楚的想法。
不仅如此，如果某一新兴经济体放弃现有的出口驱动模式，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就更有动力继续采用这一模式。假如中国由现在的以出口拉动的增长转变为以内需拉动的增长，这只会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放开更大的出口市场，进而鼓励他们继续采取出口拉动的增长策略。
因此，很清楚地，世界希望中国可以明确地说明中国会如何从现在出口驱动的增长向新的、更平衡的出口及内需共同驱动的增长转变。为了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中国将会采取哪些政策建立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了鼓励企业分红，中国将如何发展它的金融市场？中国的价格体系，制造业的结构将如何改变以实现由“为出口而生产”到“为国内消费而生产”的转变？中国会构造一个怎样的机制，以使其他依靠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向同一方向改变，而不是利用中国出口的减少而趁机扩大自己的出口？
关于如何改革国际储备系统以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问题也在于没有一个清楚的想法。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口头提出以特别提款权（SDR）取代美元的想法，但还没有提出关于如何做到这点的正式观点。在2009年7月的金砖四国俄罗斯峰会上，中国礼貌地将自己与俄罗斯关于使用SDR代替美元的观点区分开。同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对2008年的回顾，重申应该扩展SDR的功能。在这造成美元贬值后，周行长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其储备政策。这些让人迷惑的表态可能反映了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的差别。（在短期内，中国不希望市场动荡，但是在长期中国要改变其储备体系。）也可能是一种示威。（中国也许是在提醒美国保持中国所持储备价值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如果美国忽视了中国的利益可能造成的后果。）不管是哪种情况，如果中国能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对相关各方会更好；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市场波动。
我个人的看法是，所有这些关于SDR的言论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我猜测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采用多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以解决过度依赖单一货币进行国际贸易带来的美国的特权以及市场的动荡。由于欧洲在其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俄罗斯已经发出信号表明他对欧元的支持。中国则希望人民币可以作为储备货币，预计从亚洲地区开始。这些表态意味着未来可能会产生一个围绕一系列区域性储备货币建立的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作为美洲的储备货币，欧元作为欧洲的，人民币作为亚洲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清楚地表达这一想法上则进展甚微。没有清楚的表达，就没有可能将这一想法付诸行动。有的只可能是对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想法的疑惑，以及投资者对此的不同解读导致的波动。
与此相似，对于危机后金融机构及市场监管的改革，中国也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更不用说金砖四国的统一看法了。现在已经有了美国及欧洲对这方面的看法，强调把更严厉的监管以及取缔监管套利作为优先的任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应该持有更多的资本，并且资本金要求应该是逆周期的，而不是顺周期的。无论是不是银行，所有金融机构只要可能造成系统性危害并成为被救助的对象，就应该被纳入资本金监管的范围内。资本充足率标准应随大型金融机构业务的增长而向上调整，因为更大规模的机构意味着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应该要求发行金融衍生品的机构保留一部分其发行的衍生品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还应该限制过度复杂的衍生品，其交易结算应该通过清算中心进行，最好通过交易所进行。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应该提高披露标准及透明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宏观审慎的监管者。并且应该有能让破产机构平稳破产的破产程序。最后，对于跨境运营的金融机构，相关的监管者应紧密合作。
但这只是发达国家的共识；中国及金砖四国还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问题是要怎样才能形成这样一个想法。也许可以借鉴巴西的经验，由于要实行资本管制，巴西对金融机构的披露要求高于一般国家。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在建立交易所平台以交易衍生品方面的经验也值得借鉴，以交易额计，韩国交易所是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所。中国在重组问题银行方面的经验也很有价值。中国和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可以借鉴G20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主导的流程，最终采用与高收入国家一样的金融改革政策；或者现在就建立他们自己的“新兴金融市场论坛”，以形成一个基于他们自己的情况及价值观的审慎监管条约。
最后，关于以全球治理为目的，对IMF及其他机构的改革。对此项任务的迫切性，金砖四国已经有共识。他们在2009年6月峰会后的联合声明就曾重申“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国际机构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以及代表权。国际机构的领导及管理层的任命应该通过一个开放、透明、最大化全球利益的方式产生”。在声明中，并没有说明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及代表权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会借此推动怎样的进程。至今中国还没有向全球表明中国希望IMF的监督和借款政策如何改变。世界希望从中国和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得到什么？希望他们承认他们的国内政策有跨境影响，希望他们在做决策时能考虑到这种影响，希望他们在合则两利的情况下可以与其他国家合作，希望他们能加强负责促进合作的机构。最终，希望中国能清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中国和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都是重要一极的世界中，政策和机构与现在应有怎样的不同。没有这样一个看法，其他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