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分歧仍是根本的问题。这一次分歧存在于美国和欧洲之间以及欧洲国家之间。他们一致认可过度依赖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存在危险，但就以什么样的体系取代现有体系意见不一。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希望世界回到以黄金为主要国际储备的体系。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希望新的货币体系更多地依赖合成会计单位，这一想法最终体现为特别提款权（SDR）的出现。还有一些国家，比如德国，认为新兴经济体应该选择区域性货币体系，而不是全球性的体系，他们试图创造一种单一区域性货币承担起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将欧洲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中解放出来。
最后，正是所分析到的这些分歧、形成一致观点的努力的失败、国际政治因素、特殊利益和多边机构的缺陷等因素，阻碍了新兴经济体在提供稳定性方面承担领导责任，也限制了国际协调与合作。
大萧条前夕：美国的“世界角色”之困
新兴国家突然登上国际舞台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大特色，但是这十年一开始就没有好运。作为新兴力量，美国最初并不承认自己负有新的责任，也未能有效地担当领导角色。但是这一情况迅速发生变化，1923年，美国建设性地参与国际货币和金融外交。尽管如此，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美国，强大到能够独力稳定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做到这一点需要国际合作。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各国之间的合作保持在合理的水平。20世纪30年代初，实现国际协作的努力停止了，当时正需要各国共同行动起来维持国际货币体系；包括1933年，各国正需要合作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这两个时期的问题不在于新兴经济体不愿承担责任，也不在于原有的势力不愿承认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而在于双方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这一时期的一个相关事件，是美国为保持其对外国政府债权的价值阻碍了稳定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行动。美国关注的是保持其对战时盟友的战争债权的价值，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未能就协调各国货币体制和通过中央银行会议协调政策等问题达成一致。最终美国同意削减债务，但是已经对协调货币体制和政策的努力造成了损害。目前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保持他们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价值。我们还不清楚这是否会阻碍巩固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努力，但我们应该记住此前的教训。
20世纪20年代的布鲁塞尔会议是讨论一战后国际货币金融框架的第一次会议。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五位主要经济学家（没有一名来自美国）起草了一份联合申明，为会议设定议程。他们认为财政失衡、汇率波动和资本短缺是主要的问题，建议巩固财政、稳定汇率以及在紧急情况下通过国际联盟提供信贷。国际信贷委员会的成员同意将通过国际联盟提供给被战火破坏的欧洲国家的40亿美元重建贷款延期。但是美国官员坚持欧洲国家在达成新的信贷协议之前应先确定偿还所欠美国战争债务的时间表。会议陷入僵局。
随后，又于1922年召开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为避免同布鲁塞尔会议一样的命运，这次会议不再讨论战后重建贷款的问题，而是将关注点放在重建国际汇率体系这一问题上。会议的金融委员会认为重新建立固定平价体系的前提条件是要能提供适当的国际流动性，并且提议签署一项国际公约，授权中央银行能以可兑换的外汇补充其黄金储备。其实早在1914年之前，就有一些国家以这种形式持有其储备资产，但是这项公约将其普遍化，并且予以正式认可。公约鼓励央行不仅要持有可兑换的外汇并且要统一对黄金的需求、定期举行会议交流，以避免非合作性的争夺战给世界经济造成通货紧缩的压力。
事后看来，制定一个关于支持比率的国际性公约是非常必要的，即应规定中央银行应该以黄金和可兑换外汇与负债的某一比率来持有储备资产，公约还应制定各国央行相互会晤以决定如何调整这些比率的流程。这样各国央行才有可能在1930年这样的年份协调降低支持比率，以扩张货币和信贷。
此时，美国关注的仍然是债务偿还，因而拒绝派代表参加热那亚会议。美国议会当时刚成立世界战争外债委员会，以限制政府提供战争债务优惠的范围。由于美国的缺席，英格兰银行总裁Montagu Norman应邀筹备了随后的央行会议，好像英国央行要再一次扮演国际乐团的指挥一样。缺乏美国的参与，这一进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并不让人奇怪。在这里，机构改革失败与其说是因为衰落的国家拒绝放弃权力，不如说是因为新兴国家拒绝接过权力及相对应的义务。
要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必须先解决战争贷款问题。在美国新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一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下，美国与英国达成协议，维持索赔的美元价值以满足议会的要求，但是将其利率降低到美国国债利率之下，且延期至1962年后到期。做出这一让步后，英国才具备回归金本位制度的能力。美国联邦储备进一步降低美国国内利率，引导黄金流向欧洲，限制英国国内的价格下降。英国必须保证物价不再下降，否则无法恢复其战前的平价体系。联储为英国央行提供两年期3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以满足在过渡时期的需要。
为稳定德国的金融市场，美国进一步合作承销道斯(Dawes)贷款，其中一半都是在纽约销售的。随后是一系列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债务谈判，从比利时开始，所有这些国家都享受了比英国更优越的待遇。这些都是美国开始承担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领导责任的证明。
另一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则是美联储纽约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他最初认为金本位制作为自动调节的机制不必有央行的参与就能够运作良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意识到主动的央行管理是不可或缺的。言下之意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作为最大的黄金持有者，对维持系统的稳定负有特殊的责任。
因此，1927年夏天，本杰明•斯特朗采纳英国的建议，召集欧洲各央行在长岛举行会议，以解决英国和德国的收支问题。此时英德的收支问题因法国央行的政策更加恶化。法国央行很快便成为继美联储后第二大黄金持有者，并将其大部分外汇（尤其是英镑）兑换成黄金。法国反对“盎格鲁-撒克逊”金汇兑本位制的发展，在该本位制下，英镑和美元占了全球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这次会议的成果是法国同意放缓购买黄金。另一方面，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削减政策利率，将储备注入银行体系，以鼓励黄金流向欧洲国家。这展示了美国承担的国际领导责任。
美国在1927年夏季经济增长也较为疲弱，意味着国内和国际状况都需要相同的政策——降息，从而维护国外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1928～1929年情形则更加棘手，因为国内和国外的政策需求并不一致，国内经济增长强劲而股市却存在大量泡沫，从而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国际上，英国收支仍非常疲软，从而要求维持低利率的现状。国际主义者（比如安德鲁•梅隆）游说要维持利率稳定，但没有成功。这期间的加息加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压力，并最终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随后便进入大萧条时期。
即使是这样，若认为美国已经放弃其领导地位仍是不恰当的。美国在起草Young计划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一计划旨在暂停索取1929～1930年德国的战争赔款，以减轻德国需进一步压缩国内支出的压力。而所有这些谈判催生了一个新机构——国际清算银行，也为各央行提供了交流共享信息的平台。
1931年夏天，美国总统胡佛联合15个国家，支持债务和战争赔款的延期支付。依照这一规定，德国对法国和英国的赔款以及这些国家相应的对美国负有的战争债务在原来的基础上延期一年支付。十几年来，美国一直拒绝承认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间的联系，认为法国和英国无论收到战争赔款与否都要承担其战争债务。现在，美国认识到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需要让步以稳定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
当然，面对20世纪以来最大的萧条，美国作为头号大国本可以做得更多。然而，回顾过去10年的记录，将这期间所有货币和金融的失败都归咎于美国没有发挥其领导力似乎有些过苛。
各国没能合作应对后来演变成全球危机的衰退。这种失败也反映了相应的经济大国，无论是新兴的还是老牌的，都未能清楚地说明应如何稳定和加强国际体系。其中，英国清楚地认识到必需降低黄金覆盖率（gold-cover ratio）并扩张货币及信用以防止恶性通货紧缩。但是，法国却认为金汇兑本位制只有利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因此失去了进行相关调整的信心，也失去了进行调整的动力。法国在最糟糕的时点上进一步减少外汇储备。美国则随着不同派系的当权者上台而不停转换阵营。并且，各国也未进行沟通交流，尤其是美国和法国，他们作为最重要的两个金本位国家持有全球近2/3的货币黄金，却没能提出如何改革现行货币制度，使其更加顺畅运作的可行办法。
由于同样的问题，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最终以失败收场。胡佛总统把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汇率不稳定，并推动召开协商稳定货币的会议。法国持有相同的观点，而美国和法国又有足够的影响力迫使英国的参与。但是，于3月宣誓就职的罗斯福总统敏锐地意识到，仅仅靠一个稳定货币的协定而没有一个有效管理全球储备、货币和信用的机制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罗斯福总统6月放出“爆炸性消息”，宣称美国无意再稳定美元对外币的价值。而为了确保黄金、货币和信用的价格相对国内的经济条件是恰当的，总统每天与顾问在早饭时间决定当天的黄金价格。这一政策实际上对美国有利，黄金价格的上涨带动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打压了进一步通货紧缩的预期。当然，这些政策对其他国家而言则是不利的，他们感觉被迫进入通货紧缩，随着黄金不断流向美国。如果各国能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达成一致意见，使已有的通缩预期消失，同时提供更强的汇率稳定性，那么相关各国都将受益。然而，在世界经济会议上，无论新旧力量都未能提出关于这样一个体系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