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具有决定性的一票就属于德国。当时德国依靠美国为其提供防务保护，并且希望与美国合作。这些都意味着德国应该站在美国一边。但有一些官员对美国并不热情，并且德国联邦银行等权力部门担心美国的提案可能带来通胀。因此1966年当选经济部长的卡尔•席勒反对美国利用其提供的防务向德国施压，并且主张德国应该追随戴高乐的政策购买黄金。但大多数官员仍认为美国提供的防务更加重要。
随着尼克松1969年上台开始执行的更关注国内的经济政策，局势更加恶化。尼克松认为没有理由与他国合作。即使单边主义可能造成全球通货膨胀，并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威胁，他仍希望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设计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受金融方面的约束。尼克松采取“高压政策”以迫使其他国家持有美元。
德国对此的回应是寻找一个欧洲自己的美元替代品。总理勃兰特于1969年在海牙峰会上提出创建欧洲货币联盟的想法。法国对此表示赞同，因为这一提议为在制度化与德国合作的同时保持法郎弱势提供了可能。由此产生Werner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70年发布一份报告称要在10年内建立欧洲货币联盟。这一提案后来看是过于乐观了。这样，欧洲唯一的合作行动就是创建蛇形浮动汇率制（Snake），该体系本质上是在欧洲内部建立一个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构，但并不与美元挂钩。
这些变化是通过一系列会议和报告实现的。1964年的G10副财长会议建议第三工作组研究如何强化调整机制，并建立一个研究小组研究供应储备的新机制，即后来的Ossola Group。由于美国的反对，研究小组在报告中把法国提出的“集体纪律”淡化为一个多边监视机制。在该机制中，各国向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统计信息，并说明为了避免长期失衡，各国是怎样为其经常账户融资的。为表示对该结果的不满，法国加快了从美国购买黄金的速度。
法国强硬的态度与黄金总库计划发生的变化有关。1965年，新开采的金矿出产的黄金减少，迫使各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换取美元。意大利于1966年底开始在向伦敦市场出售黄金的同时，从美联储买入黄金，实际上相当于退出黄金总库计划。法国于1967年上半年也退出黄金总库计划。美国承担了他们的份额。
美国随即提出创造一种新的储备资产，称为“黄金凭证”，希望以此继续黄金总库计划。其原理是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未来会有某种其他东西作为黄金的替代品，那么对黄金的需求，以及对黄金总库成员国的压力就会减少。当黄金总库成员国向市场出售黄金时，他们出售的并不是黄金本身，而是黄金凭证，这意味着向市场出售黄金永远不会导致储备枯竭。但欧洲国家坚持只有在美国说明了计划怎样减少其贸易赤字，进而减少其黄金凭证购买量之后，才会参与该计划。而当时美国正值选举年，这样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
随着情况恶化，美国于1968年3月召开一次央行行长会议。由于没有其他选择，会议通过一个双层的黄金市场：黄金被允许在市场中升值，但美元和其他货币并不贬值。央行行长们宣布他们手中持有的黄金足够支持国际货币体系。央行不会再在伦敦市场买入或卖出黄金，实际上实现了黄金的去货币化。额外的流动性需求会由特别提款权（SDR）满足。
国际合作在1968年11月的G10波恩会议达到冰点。会前曾希望能就其他货币兑美元汇率的调整达成一致。但德国政府拒绝参加，担心马克升值会影响其出口。作为币值较低的国家，法国被要求收紧其外汇及贸易管制，而这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德国由于担心影响出口而拒绝参加会议，这导致其与法国的关系紧张，法德关系跌到战后的谷底。德国于1969年选举过后才调整马克币值。其他在欧洲内部试图合作的努力也同样不成功。1971年德国放弃显然已经失败了的多边框架。在最后尝试建立一个欧共体联合浮动汇率后，德国于1971年5月允许马克自由浮动。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着其单边主义方针。财长康纳利在1971年的演讲中说如果其他国家能承担一些美国的防务开支，欧洲和日本放开对美国产品的进口，美元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其他国家并没有据此改变，储备继续外流。8月15日，美元被迫贬值。尼克松在美元贬值的同时，公布一项减税计划以刺激就业，并对进口货物暂时加征10%的附加税，“以保护美国产品免受不公平的汇率的影响”。尽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复存在之后，史密森尼（Smithsonian）会议引入了一个短命的新体系。世界自此步入一段金融动荡、汇率波动、全球通胀加速的时期。
21世纪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角色
引用马克•吐温的一句话，历史总是在重复着自身。当今世界经济的情况与20世界20年代及60年代的相似性就印证了这点。比较来讲，60年代的情形与今天更加相似。与当时一样，全球越来越意识到需要新的快速成长的经济体起到稳定全球经济的作用。全球增长的再平衡需要赤字国家——美国，更多地储蓄；同时盈余国家——中国，更多地支出。这样在使用需求刺激政策以消化全球产出的同时，全球失衡才不会再发生。
但现在正如60年代的欧洲一样，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中国，可以以一己之力对冲美国支出模式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的GDP不到美国的1/3。这意味着中国、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包括但不限于俄罗斯）必须合力而为。全球再平衡要求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财政刺激力度要高于美国。中国的实际财政刺激力度大约为GDP的4%。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3，所以单凭中国的刺激政策不足以抵消美国新增公共支出对全球失衡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