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无法达成共识的争夺
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争夺与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之争有着惊人的相似。19世纪60年代，美国具备最大规模、流动性最强的金融市场，美元也是外汇储备最重要的形式。但是，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如以前，美元能否保值遭到普遍怀疑。人们对持有美元作为储备开始有所顾忌，从而给系统增加风险，也强化了创造一个更稳定、更可靠储备单元的愿望。
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远见与合作。1968年，各国领导已经不再猜忌，开始互相信赖。可用来交流黄金和外汇市场信息并协调干预的平台数目惊人，但缺乏如何改革体系的共同想法，这导致了所采取的措施未能阻止无序调整。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收支余额失去曾经强劲增长的风光而开始放慢增速。在把美元钉在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价格的同时，境外美元量远远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这就需要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间的沟通协调。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货币市场波动起伏，凸显对其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候任总统肯尼迪在登基仪式前就提出扩大对持有美元的外国官方机构关于美元的黄金价值的担保。这份报告还提议对满足世界储备货币需求的其他方案进行研究。他坚持认为应在有利格局中把握良机。为了防止欧洲要挟美国，他和欧洲各国逐个谈判。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时期美国的美元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为美国驻欧洲的部队争取财务上的补偿；第二，运用税收和控制措施来巩固美元；第三，给欧洲施加压力，不让他们把持有的美元兑换黄金；第四，协商降低欧洲关税。
最初，这些努力卓有成效。1961年，肯尼迪政府向德国施加压力，要求德国持有美元，不把其兑换成黄金。德国顺从地改变了其储备战略，还承诺在GATT框架下协商进一步自由化的问题，并且为美国的军队支付费用。
另一项早期成果还包括1961年签订的“黄金总库协议”，在这个协议里，各国同意向伦敦市场提供黄金，以防止黄金价格上升到高于35美元一盎司的价位。1961年，美国财政部还和九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签订互换协议。
重要的是，这些创新措施产生了制度性影响。那时美国还没有加入国际清算银行，但是互换协议的签订使美国的部长们经常出席一月一次的在巴塞尔的各国央行官员会议。另一个政策讨论的平台是OECD，肯尼迪总统在他登基后的收支平衡报告中提出加入该组织，这导致该组织的经济政策委员会和第三工作组经常性地进行跨大西洋的沟通讨论。
最富成效的是《借款总协定》（GAB）的签订，这也是在1961年。1960年的危机使大家意识到美国有可能不得不向IMF借款。虽然美国有权向IMF借款高达58亿美元，但是IMF却只有16亿美元的可兑换货币。GAB规定各国（包括美国）向IMF提供60亿美元的贷款，并放宽了对借款的限制。
但GAB也是欧洲各国增加其话语权的宣言。德国和法国害怕IMF发放额外贷款会导致通胀。作为同意GAB的条件，他们坚持争取内部协商的机会，使GAB生效的决定权在借款国家而非IMF的成员国手上（在IMF，美国和英国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1968年法国和德国同意扩大IMF的提款权时，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作为另一个重要合作平台的G10副财长会议是从GAB中衍生出来的。这些会议绝大部分是在法国财政部召开的。法国利用这些会议表达自己对当时国际体系的不满，不满该体系缺乏调整机制及在该体系下美国人可以享受高于自己产出的生活水平。他们建议美元淡出作为储备货币的角色，提高金价，并且由G10成员国发行一种“集体储备”单元，以与黄金保持固定比价。他们还提议一种“集体纪律”，规定G10的其他成员国对为美国新增赤字进行融资的金额进行讨论。
欧洲的其他国家并不赞同这个提议，并且实际上法国内部的各派也没有达成一致。1961年开始，为法国20世纪50年代末经济稳定做出重要贡献的雅克•鲁夫，表示美元所处的非对称地位使得美国人可以享受超过自己所应得的生活水平，并呼吁法国应该立即将所持美元换成黄金。从1962年开始担任经济及金融部长的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对美国没有那么敌视。同时，他对雅克•鲁夫重新回到金本位制的建议表示怀疑，而更推荐浮动幅度更大的汇率体系。他认为欧洲国家应该放缓用美元换黄金的行动，并且应该以合作的方式同步放缓以避免市场波动。出于政治、经济上的原因，戴高乐总统更偏好雅克•鲁夫的强硬政策，并且在1966年用米歇尔•德勃雷取代季斯卡，前者是一个传统的戴高乐主义者。在这一阶段，法国的政策并不始终一致。
其他欧洲国家有着互不兼容的观点。当时仍在欧洲共同市场之外的英国呼吁应该通过IMF扩张信贷。对美国的进口依赖比较严重的意大利支持已有体系，并且力求避免美元贬值影响其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