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负责运营和销售的刘允。在加入谷歌之前，其在韩国SK电讯当了6年的中国区CEO及总裁，相比微软出身的李，外界很难看懂谷歌为何需要这样一个并不显眼的韩资电信背景高管。据了解，刘入局原因或许有二。其一是在难以寻觅到合适的互联网背景运营负责人的同时，希望加强谷歌中国的销售；其二，这是李开复与总部“决策中心放在亚洲”决定相抗衡的妥协结果。为给谷歌中国争取更多自主权，李曾要求大中华区所有业务均向自己汇报，但未成功。无论是此前的周韶宁还是之后的刘允，都直接向亚太区汇报。
在此背景下，刘允初来时的一个标签便是“李开复可以接受的人”。但刘并非软弱之人。据了解，他在谷歌中国内部的评价集中为“公正、严苛、完全结果导向”。初来乍到时他就对销售团队进行了非常严厉的管理，不仅员工业绩考核与数字严格挂钩，甚至会每天在办公室转转，看谁缺席。当时，谷歌台湾的总经理因3 个季度未达销售目标，直接被开除。
这种作风使谷歌的销售效率和业绩在刘允进入后有了大幅提升，但在这种创新主导的宽氛围公司中，刘也被一些人认为没有那么“谷歌”。据了解，李开复离开后刘允的一个重要战略转变，是将谷歌中国的资源集中于京沪广深杭5个主要收入来源城市，以此在短期内迅速提升收益。这种做法无疑引起争议。
谷歌中国的另一位主导者杨文洛则有着深厚的研发背景，曾用4年时间将英特尔在中国的软件实验室打造成国际级的产品创新中心。虽然与李开复都是技术出身，但据说杨更倾向于把谷歌中国变成全球研发基地。
由这样两人同时主导的谷歌中国，必然不同于李开复时代。一种未经官方证实的说法是，谷歌中国在业务上将更趋务实，并应当摆脱新媒体色彩回归技术。这种转变或有助于谷歌中国立足于复杂的中国环境，据说2009年11月谷歌曾受邀参加某次政府会议，并得到认可。
但这并不能掩盖谷歌中国在总部和监管机构间的两难境地。这种三方博弈从其入华以来从未停止，李开复曾凭借自己在行业中的资深背景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斡旋角色，在总部为谷歌中国争取种种宝贵的支持和信任。
比如，其与谷歌CEO施密特私交很好，后者常在董事会上支持谷歌中国。很多来自微软的谷歌高管也对李开复很有帮助，即便不便公开表示支持，他们也经常私下给些诸如应该相信谁、这事找谁去比较合适的建议。此外，李将谷歌中国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功劳，也为其在谷歌内部赢得很大尊敬。
同时，李开复在沟通方面的技巧也有助于谷歌中国赶在问题爆发前就打点清楚各个环节，而非等到不可收拾时再去对抗或妥协。“他知道回邮件时怎么既让对方有面子又能把事情摆平，知道邮件应该发给谁、回的时候又应该抄送谁、不抄送谁。”一位谷歌前高管曾对本刊表示。
李这些出于性格天赋和前半生职业积累的诀窍在刘允身上显然难以复制。虽然刘同样有着谷歌总部和中国员工的支持且能力斐然，但如何坐稳这把“热凳子”并使之降到常温，对其仍是相当的挑战。不过，若将谷歌总部的突兀决定完全归咎于谷歌中国新团队的沟通失职，却也有失公允。
带着镣铐起舞
谷歌出事后，李开复在其微博上写下：“一个明知船在沉没的船长绝不会弃责而逃。”
可以肯定，李对谷歌总部此次的突然声明事先一无所知，但他必然清楚谷歌中国这条船久已处在漩涡中。一个熟悉李开复的某跨国公司高管曾向本刊表示，李在谷歌的后半段生活像“夹心蛋糕”，“非常不快乐”。个中原因不难想见——总部和监管机构往其肩上施加的负担日益沉重。
任何时候都显得温和、耐心且善于与人交往的李开复在政府公关上颇费心思。2008年中，百度的一位高管曾对本刊表示，谷歌中国当时是工信部树立的典型，这让百度艳羡不已。
但随着中国互联网监管的愈加严格，谷歌对中国市场是否值得争取、中国规则是否值得遵循的争议日益增多。总部员工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多元，其开放的文化又支持对中国持保留态度的员工不断对中国问题提出异议。李一再周旋其中，但事态发展给他和谷歌中国留下的腾挪空间越来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