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向农村的资本
意识到这一点的不仅是政府，还包括那些商业时代的主人翁们。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指出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途径，是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同时，“工业反哺农业”、“现代农业”、“可持续农业”和“经营一体化农业”等概念在中央文件中出现。与此前的“三农政策”相比，建设新农村的方针更侧重于从根本上调整城市和农村之间、非农业产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格局，推进经济和社会资源从城市和非农业产业向农村和农业产业流动。让农业更赚钱，让农民更有钱，让农村更和谐，被认为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
2006年 1月起，中国废止了《农业税条例》，此后国家出台的政策越来越集中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提供与城市相当的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土地在流转，基础设施在重建，福利在增加……农业生产边际效率的提高同样意味着农业收益的上升。“尽管谈不上是高收益，但中国农业确实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增长的时期，会有越来越大的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安博泰说。
这种趋势已经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过去几年，不仅嘉吉、孟山都、先正达、先锋良种等传统跨国农业公司在中国调整了战略，诸多国内外的非农资本也在大举进入农业领域。华尔街大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已成功投资国内一家肉类加工企业，房地产和钢铁大亨郭广昌的复星集团1.6亿元战略投资江西国鸿进入养殖业，互联网企业家丁磊也宣布投资建设猪场，原本从事掌上电脑销售代理的吴子申，则在内蒙古创建永业集团，进入植物、动物营养品的制造、销售，并开始了更具革命性的农业科技服务和城乡农业产业链整合的商业模式创新。
成立仅仅6年的永业集团奇迹般的腾飞故事，在我们的概念中原本仅出现于互联网、通信、新能源等朝阳产业。但这家出身内蒙古腹地的农业公司，以一种农资产品“生命素”为起点，通过构建农技服务“连锁店”、打通城乡农产品产业链条，为改变中国农业经济形态、改造农村与城市商业分工、改善农民在资源分配中的传统弱势地位，开创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诸多可能。逆市获得华尔街的追捧，自是题中应有之意。
走向农村的资本，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效率的空前提升，更使农业获得了实现与互联网、高科技同样的高增加值的可能。“刘易斯转折的条件与中国农业逐渐体现出的整合优势在此阶段相遇。对中国农业而言，这是利用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获得新的比较优势的一次契机。”都阳分析到。
通常来说，中国的资源禀赋大都偏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而不是土地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包括稻、小麦、玉米，棉花等，这些产品生产因耕地规模限制，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较高，中国国内资源的机会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畜产品、设施农业，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大高于中国国内市场价格，国内生产具有较高的社会净收益和出口效益，在生产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事实上，2000年后，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使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向主产区集中，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新配置提高了中国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从种植业内部看，水稻、玉米、小麦这三种主要作物既因国家要求各地区自给自足，又由于其最不具有比较优势，在1990年代的地区分工水平呈下降趋势。
“这是比较优势的理论，在全球的贸易体系里，如果甲国擅长A农产品，那么就应该出口更多该农产品;如果乙国擅长B农产品，那么甲国就应该更多的进口B产品。这是较理想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体系。”安博泰说，“但从全球来看，中国是水稻、小麦等产品的最大生产商，虽然是土地密集型，但中国的气候和土地特性更加适合种植这些农产品。中国也擅长玉米、虽然不是顶尖生产国家，但我认为中国很有潜力。”
进入21世纪后，这些农产品的分工水平提高很快，特别是玉米。跨国公司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确实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土地密集型农业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目前世界上能够满足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的真正有效技术只有四种:农机技术的自动化、现代化，包括灌溉技术; 利用肥料;作物保护的化学品;优良品种。近几年，这些都在中国被更广泛地使用。” 世界领先农业科技企业瑞士先正达公司全球研发总监Alejandro Aruffo博士对《商务周刊》说。
2006年，美国先锋良种有限公司率先在中国农民中推广玉米单粒种植法，所有种子按亩需粒数出售， 一穴一粒，出芽率达到95%以上，满足芽率、芽势、纯度三个方面的指标要求。同时，该公司还采取了每台贴补1000元方式大力向农民推广“气吸式播种机”。
2003年，嘉吉参股吉林松原地区最大的玉米深加工企业之一华润赛力事达玉米有限公司，这一商业行为的背后逻辑是，松原农民从种植腊质玉米到使用化肥，再到销售玉米的各个环节，都被嘉吉重新组织连接起来了。未来，跨国公司引导中国种植业规模化经营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因为中国正尝试农村土地流转，让更多的农户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商业系统。从嘉吉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农民组成一个经济合作组织，那么他们也就更能接近高科技、农业融资和风险管理。
“尽管我不认为中国农业进入了高增长的阶段，但现在它确实变得良性和可持续的发展了。”安博泰对《商务周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