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欧亚学院的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却难以博弈体制内“潜规则”的强大力量。它每向体制内高校靠近一步，商业模式就会刷新一次。有一天它突然发现，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已完全凌驾于企业的商业模式之上
胡建波自比“猪坚强”，他现在考虑的是对民办大学重新定位
“胡老师，您觉得您现在这种按照做企业的模式来办大学，合适吗？”
“这个问题重要吗？我告诉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过，在美国3000多所大学中，最好的既不是那些凤毛麟角的长春藤盟校，也不是背靠地方政府的州立大学，而是那四五十家已经上市的营利性大学。为什么？因为它们是高效率的。”
这是发生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场对话，提问者是该院的一名年轻教师，而回答者是西安欧亚学院(以下简称欧亚)的董事长兼院长胡建波。此时的胡建波没有半点紧张，虽然他来自中国大学体系中最边远的地带，虽然这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的课堂上，他还是用这种方式解释了自己的演讲嘉宾身份：“听说北大有一拨儿聪明的学生，经常请一些不入流的企业家、明星来这里讲座，还发明了一种商业模式，就是被邀请者出钱，这帮学生负责安排场地和听众。我要说明的是，今天我的这场讲座是免费的，没掏一分钱！”
对于这些整天专研中国教育产业的师生而言，胡建波多少还是有资格硬气的。他是西安乃至中国最大的民办高校西安外事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而后出走又创办了如今的欧亚，这所学院也是目前西安七所具有国家统招资格的民办高校之一，生源两万多人，年收入超过两亿元。
“说实话，现在这些西安民办高校的日子并不好过，以欧亚为例，我们诞生的时候就是‘野猪’，后来被招安进了‘动物园’，但园子里并不好玩，我一直在考虑怎么出去。”胡建波在接受《创业家》专访时坦陈。
为什么是西安？
西安大多数民办高校有共同背景：来自草根，野蛮成长。
胡建波就是典型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西安文理学院当老师，业余时间就去西安翻译学院的前身西安翻译培训学院做兼职老师，暑期帮助招生。“那时这种学校还很少，就是单纯的培训，每次招生之后我都不敢上街，”胡建波回忆说，“就怕有学生认出来，说我是骗子。”
但这个市场确实存在，特别是在陕西。“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陕西属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有很多县级以下城郊的青年都有一个大学梦，这个群体是后来我们目标客户的基本特色。目前，我们将近90%的生源是来自各个省份的小地方。第二，西安虽然偏安西部地区，但高校数量在全国各大城市来讲位于前列，这就意味着教师资源丰富，这是我们的上游优势。第三，以宝鸡为代表的一些陕西城市，其实属于移民城市，那里有不少重工企业，职工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支援国家建设而从全国各地调过来的，他们的子女想走出小地方，但升学机会又比大城市少，这是我们创业时的主要市场。”胡建波说。
在翻译培训学院的兼职让胡建波尝到了这个行业的甜头。在90年代初期，伴随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开放，他和另外一位朋友共同创立了日后在全国民办高校领域如雷贯耳的西安外事学院。1995年，因为种种原因，胡建波从外事学院出走，创办了欧亚。“我对欧亚有绝对控股权。”胡建波说。
创办一个学校不是开一个杂货铺那样简单。“我们和一般的培训机构不一样，他们随便找几间平房，自己会点英语，在电线杆子上贴几张小广告就行了，民办高校需要的是名分、教室、教师、招生，各个环节缺一不可。”胡建波说。在创业之初，学校的名字是通过挂靠在某所学校下借来的，教师是从西安各高校聘来的，教室就是鸡舍改建的，“当时要想跨省招生，还需要当地政府的批条”。后来有朋友和胡建波开玩笑说，欧亚的校名是借的，教室是租的，老师是聘的，学生是骗来的。
在欧亚还只有几百名学生的时候，教育部的一位处长来视察，问胡建波有什么规划。胡建波当时说，我的目标是三年之内达到一万人的规模。“当时这个处长白了我一眼，他心里肯定认为我是疯子。”胡建波说。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胡建波们确实是疯子。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还是很遥远的名词，而民办高校与培训机构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重资产。前期资金投入高，很像传统制造业，要想扩大生源规模，就必须扩大学校规模，这是当时这个行业的最大门槛。但是钱从哪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