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业界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此次经济危机是一次“乏味”的经济危机，没有新概念、新理论甚至新技术产生，仅仅依靠全球政府联合救市暂时解决了问题。不过，高盛“欺诈门”似乎有望让这次危机不再乏味。
4月16日，美国证监会（下称SEC）正式状告高盛公司副总裁法布雷斯·托雷（Fabrice Tourre），称其在2007年4月发行合成抵押债务债券（SyntheticCDO)产品“Abacus 2007-AC1”时，遗漏关键信息，怂恿不知情的投资者购买由对冲基金保尔森公司（Paulson &Co.）构思或参与构思的产品，保尔森公司则借此进行“做空”交易，从对应的CDS头寸获利约10亿美元，作为中介的高盛则大约赚得了1500万-2000万美元的设计和营销费用，而这项交易也相应地为投资者带来了最多10亿美元的损失。
指控对于高盛乃至全球金融界的影响来说都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
有高盛内部人士表示，这项指控让他们深感震惊。在事先没有做任何沟通的情况下，突然将一个把企业精神和薪酬结构建立在延揽最佳人才、做最佳企业的理念之上的公司送上法庭，其后遭到高盛措辞强硬的抗辩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是业界的如潮评论。关于高盛作为聪明的“局内人”算计天真的“局外人”：用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的复杂结构性产品来糊弄人；关于此案到底是为了金融监管还是出于别的政治目的？随着经济的好转、医改法案的通过，奥巴马是否开始有能力腾出手来实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从而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危机？这是一场被高度“杠杆化”的诉讼。
无论高盛案本身如何、监管当局用意如何，在金融监管改革的关键时刻，作为次贷危机中唯一没有受到惨重打击，反而大发危机之财的投行，高盛无疑是金融监管最理想的对象。
事实上，对于高盛来说，SEC这项指控与其去年134亿美元的净利润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真正让高盛愤怒的可能是，SEC此举矛头直指的是高盛经营模式的核心，而正是这种模式使高盛成为全球最强大的投行。
“模式”惹的祸？
人们如果想与高盛做生意，就不得不与高盛共享自己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高盛与其同行甚至竞争对手做生意的筹码。
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高盛与其竞争对手拉开距离的秘诀，在于其现任掌门人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Blankfein)把对市场的了解及其所掌握的企业客户网络，转化成了一部强大的赚钱机器。
在华尔街，高盛是触角最广的交易机构，这一地位所具有的“品牌延续”效应使其得以“霸道”地牵制了很多客户。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公司的管理层更愿意向投资银行而不是竞争对手提供详实的战略决策需求和对竞争对手的看法，而投资者则更愿意通过交易员、销售员或分析师表达他们对管理层的真实看法，不愿意向公司当面表述。因此，高盛等投资银行成了两者之间的沟通平台。
可以说，是信息，而不是咨询、顾问、建议，成了投资银行的要害所在。在此情形下，人们如果想与高盛做生意，就不得不与高盛共享自己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高盛与其同行甚至竞争对手做生意的筹码。套用《金融时报》的话说，高盛就像一只“金融变形虫”，它不断地吸收信息，并将其用于为自己和客户谋利。
也正因为此，高盛的高管们在谈起此次与保尔森的交易时，都把它当成正常的业务：帮助一位客户达到他的目的。而保尔森的目的，就是获利于他十分不看好的美国住宅市场。所以当4年前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来到高盛，要求定制一款CDO时，高盛接受了这一委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