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认为十分正常的业务，高盛无疑会给“乱扣帽子”的SEC以高姿态的反击。而业界争论的核心也在于，保尔森公司作为空方参与挑选证券这一行为，高盛是否有义务披露给投资者。
此案中，高盛作为交易的承销人，扮演着设计产品、沟通多空双方需求的角色，同时作为做市商，扮演着交易所的角色，为交易方寻找匹配对手。此外，高盛在此笔交易中也扮演了多方的角色，而且其自己也在此案中亏损超过了9000万美元。
事实上，关于很多投资银行或多或少地跨越代理人界限，变成交易当事人的争议由来已久。尽管盈利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在于，这些钱是否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高盛一直以利润为重心的策略使其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仍然能继续扩大其财务资本，即使在华尔街其他同行都已经做出调整时，高盛依然固守着这一策略。然而，在公众对政府救助、银行家高薪以及所谓规模太大而不能破产的企业愤然指责的时候，对于高盛“欺诈门”一案，尽管高盛竭力为自己辩解“不可能设计一款让自己受损”的产品，但其唯利是图、欺骗投资者的行为，无疑将其推上了发展的拐点。
在北京集成创新经济咨询中心研究员看来，更深刻的质疑还在于，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目前面临的真正困难是如何在财政和国际收支双赤字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走出经济危机。高盛作为一家擅长对冲交易的投行，越是不确定的环境下，他们就越有盈利的空间，这从金融风暴发生以来高盛盈利的不断高涨就能反映出来。也就是说，高盛其实并不在乎经济大环境的低迷，他们恰恰需要这样的不确定性，而美国政府在乎的东西则正好相反。
不仅破坏了行业秩序，而且似乎还站在了国家稳定的对立面，由此观之，高盛的被诉讼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IBG，YBG”
高盛“欺诈门”到底是“罪有应得”还是不幸撞在了“枪口”上？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高盛的跌倒有其必然性。首先，将高盛作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靶心，民主党的确有政治上的考虑。这段时间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正在就金融监管改革展开激辩，将矛头指向高盛，显然有助于民主党“造势”，也为奥巴马挽回近几个月政治失利创造了不错的机会。同时，这也反映了在当前金融体制改革中的根本分歧：即银行业未来应当继续走混业经营的道路，还是回到传统的分业经营上去。在此安排的过程中，出现动荡“十分正常”，也“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金融机构受到冲击”。
撇开政治因素不谈，业内人士认为，在此次危机中，高盛乃至整个华尔街都是应该反思的。正是由于诸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区别日益模糊，投资银行内各个部门各项职能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才使得如今的投资银行内部弥漫着一种“应急文化”，进而导致了危机的不断发生。
1999年，大萧条时代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得以最终废除，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同时还造就了具有全新理念的巨型金融超级市场。根据《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作者乔纳森·尼的观察，对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各种经济“泡沫”，诸如互联网泡沫、电信泡沫、科技泡沫、股市泡沫，以及投资银行在这些昙花一现的泡沫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众说纷纭，但几乎没有人说过投资银行自身的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