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鄂尔多斯不想步阜新等矿城随着资源枯竭而衰落的后尘，图为姨太集团酸刺沟煤矿】
准格尔旗的官员说，新大楼将被拍卖，用作新区内企业的办公楼。如果说投入巨资迁建新的政府机关不适当，那么，禁令所带来的浪费不知如何计算。
旗里一些基层官员对此表示赞成。他们认为，政府迁至薛家湾10年，市政建设已相当完善，毫无必要再次搬迁。他们顺便评论说，康巴什新城，就是恶性膨胀的产物。
政府机关迁建，新城区扩展，并非鄂尔多斯一地，与其隔黄河相望的包头市也进行得如火如荼。鄂尔多斯市政府的官员说，原政府所在地东胜日益拥挤，供水严重不足，迁建实属必需。而认为“恶性膨胀”的官员则反对说，供水不足可以引水过来，其费用怎么也不会达到建新城投入的870亿元。他没有说明这一数字的来源，但认为官员们说的50亿或者上百亿元是“哄小娃娃”。
2010年，鄂尔多斯的财政收入将超过500亿元，相当于北京市的四分之一，而它的人口只有160万(城区人口60万)。在康巴什新区，气魄宏大的政府楼前广场，用铜近五百吨的群雕、设计精美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新闻中心，在少人走动的空旷背景下，显示的是财富的力量。“大剧院、新闻中心，是否太超前?现在看是有一定的问题。东胜街道窄，这边宽了，结果又没有人。”鄂尔多斯市经委的一位副主任对《中国企业家》说。“但是有超前眼光是应该的，一个城市建设不可能一下子就很丰满，将来伊金霍洛旗与康巴什合为一区，与东胜区并立为二，我想再用个十年发展，不成问题。”另一位政府官员比较包头说，当年苏联专家就是使用“组团式”设计，使它的三个区相隔很远，彼此的发展空间都很大。事实是，50年过去，这三个区依然没有完全连接起来。
这位官员说，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住得太拥挤，想变得宽敞一些，没有水喝，想找有水的地方，有什么错吗?”问题在于，政府急于替市民追求幸福，而并没有征得过他们的同意。从东胜老区到康巴什，需要半小时车程，只有一路没有准点的公车。如果乘计程车前往，少于80元钱基本没有司机愿意载客。
在鄂尔多斯，随处可见的建筑塔吊显示着这个城市改变自己面貌的急切。它想扭转人们的想法：依靠煤炭发家的都是暴发户，粗鄙，没有内涵。
伊东的故事
与城市面貌的转型不同，由销售原煤到发展煤制甲醇、柴油等煤化工，并不是由政府主导，而是企业家们自发进行的。
伊东煤炭集团是准格尔旗最大的民营煤炭企业。它的前身是准格尔旗煤炭工业公司，伊东现任董事长杨二喜时任该公司经理及旗煤炭管理局长。1998年，煤炭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政府控股，职工参股。次年，煤炭价格到达最低点，煤炭公司通过买一吨送一吨的交易方式，只卖出120万吨煤(当时准格尔旗煤炭产能200万吨)。杨二喜说，当时一吨煤24元，实际只卖12元。即便如此，销售款仍无法及时收回。“那时候我们真是在请人骗我们，你先把煤拉走，价格以后再说，因为煤放在那儿会着火。有的人拉走煤就再找不到了，有的破产了。外欠我们的货款2000多万元。”
2000年，政府无法再忍受煤炭公司的亏损，将股份几乎无偿划拨给职工，然而无人愿意购买即使是只有象征性价格的股票，杨二喜领导的董事会得以高度控股。原来托关系进入公司的人都在想方设法调出，而为了回购他们的股份，公司四处贷款。
为了挽救公司，杨二喜等人1998年就开始想如何进行煤炭的加工转化以增加煤的利润。当时成熟的办法是建电厂，项目比现在好批，但建一个电厂需要十几亿元资金，“根本不可想象”。杨二喜广泛寻求科研机构的帮助，先后尝试过水煤浆(可替代柴油)、活性炭项目，均告失败。接着，借鉴当地老百姓烧制“拦炭”的做法(将煤堆在一处点燃，到一定程度用水浇灭，产品相当于粗制的焦炭)，改以炉制干馏煤。因为煤种的原因，煤灰熔点低，冷却后将炉子全部堵住，致使炉子报废。“当时内部分歧很大，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继续搞。”1999年，经过改造，问题得以解决，作为生产电石、铁合金的还原剂，产品广受欢迎。同时，烧制过程中，还能回收部分煤焦油。“因为我们的成功，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鄂尔多斯另一储煤大县)遍地开花，我们一年生产10多万吨，两个旗的产能达到了3000万吨。”尽管当时的工艺无法回收煤气以致造成污染，但杨二喜对煤转化很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