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两篇以“回归二三线城市”为主题的博客，引起了网友热烈的反响。原本想改谈其他话题，但是网友们的热情回复使我欲罢不能。我看到有不少回复对我的博客表达了这样的疑惑：“是不是北上广深接下来要驱赶外地人了?”“为什么北京人、上海人不去外地发展?”就这样的疑惑，我这里想再阐发一下，算是对前一篇的补充。

　　我的观点是：如果说现在是广大白领、创业者和求职者们将目光瞄准二三线城市的合适时机的话，那么，现在更是一些二三线城市脱颖而出，成为吸附人才、产业升级新高地的绝好时机。前者由年轻人自己把握，后者的钥匙则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如果地方政府能更积极主动，则二三线城市前景无限。我希望二三线城市的相关主管单位能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机会也在开始向他们招手。

　　京版“新国八条”、房产限购令、北京“摇号购车”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表面看来是以限制外地人购房来调控房价、以控制新车的数量来治堵，这未免如有些网友所说是“歧视外地人”或者“歧视后来的外地人”，但其实这些政策背后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线城市的容量已经达到饱和与极限。就像高企的房价早已预支了至少10年的涨幅，人们对一线城市将给自己带来的发展机会和改变命运的想象力也已经提前预支了好多年。简单来说，一线城市对每年源源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已无法承受了。

　　我认为，同样残酷的现实，是一线城市人才的过剩。而这正是二三线城市大量吸引优秀人才、调整产业结构的大好时机。如今有哪些二三线城市敢于在京沪等地的限制政策出台后抓住机会，大声对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说，来吧，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有远远超过北京、上海的住房条件、更优惠的社保体系、更大的事业发展空间、更低廉的物价。

　　很遗憾，我尚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央视数个频道上依然充斥了城市形象广告，且不说其创意千篇一律，而且几乎都是旅游广告，似乎所有这些城市都把自身定位在“旅游城市”，似乎都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旅游产业上。至今我尚未看到有哪个城市能够以产业环境、人才政策等财经主题作为推广要素。

　　看了很多网友给我的留言，我也是感慨良多。很显然，相当部分的网友把对去二三线城市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有的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但网友普遍的担忧是对中小城市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短板心存顾忌，特别是对很多地方存在的有限资源高度集中、缺乏公平的机会、权钱交易等现象深恶痛绝。

　　我在过去的一两年中经常在全国各地行走，希望把敦煌网的业务做到更多的城市。一路上，我看到了很多令人兴奋的二三线城市，但同时也感受到很多地方存在着“开门迎客，关门打狗”的现象——程度不同的腐败、缺乏公正的执法环境、依靠人脉关系分享仅有的公共资源。一线城市之所以吸引人才趋之若鹜，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其相对成熟的市场环境、靠个人奋斗争取机会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认为二三线城市也会有一个优胜劣汰，二三线的魅力不应该仅靠风景优美、生活悠闲之类的人文环境，只有在产业政策、人才政策、经济环境和社会管理等方面采取积极、开放、公平姿态的二三线城市，才会得到年轻人的青睐。

　　而且，人才流向二三线，并不是要号召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是应该让人才流向真正能承诺他们未来的城市。一个城市的发展前景是否被看好，应该是一个市场环境的选择。同样是二三线城市，如果提供了丰富的、多元的、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那么就一定会发生上海人、北京人也要争相涌入的局面。

　　事实上，北京人、上海人并非没有主动去过外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刚刚开发，而北京和上海并没有全面开放，相对深圳来说发展机会很少。当年很多北京人和上海人辞去公职，纷纷南下，寻求创业和求职的机会。当时，深圳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认为是“一线城市”，它还只是一个刚刚发展起来的经济特区，人们只是对它充满期待。

　　所以，现在是二三线城市整体觉醒的时候了。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有实质性地推进，例如我上一篇博客中提到的苏州和成都。再说一下重庆。重庆作为直辖市，这两年尚未跻身一线城市的行列。但2010年重庆的招商引资和开放进程明显提速，位列西部前茅。过去的一年里，重庆利用外资超过60亿美元，增长50%，增幅连续两年全国第一。目前已有159家世界500强企业以直接投资、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入驻重庆。上周日上午的电视新闻里，我看到重庆的人才招聘会异常火爆，据称有4000个岗位的月薪超过5000元。希望这些是对人才真实需求和真诚承诺。

　　机会在哪里，人才就会涌向哪里。二三线城市的领导们，你们为准备过来的全国人才准备好足够的机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