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工之王”富士康也面临人才饥渴。据富士康河南项目负责人力资源的万红飞介绍，园区本来要招1200多个本科和硕士，但从2010年到现在只招了800多个，有时还要一再降低标准。“工人素质下降，会给品质带来影响，例如容易发生零配件损坏，有些电路板一块就是几千美金，再加上客户投诉，订单下降，这都是成本。”万认为，国家号召增加基层工人收入，可工人能力确实呈下降状态。“原来需要从10个人中选一个人，现在要从20个人中选一个人。”根据全球著名咨询巨头美世咨询发布的2010中国汽车行业薪酬调研报告，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有41%的中国整车生产企业和一半的零部件供应企业表示“严重短缺蓝领工人”。像魏平这样的派遣工，很难晋升为高级技工。

　　三星研究院在《劳动力结构变化》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劳资关系不稳定，企业对员工培训投入较少，不利于低技术劳工升级成为技术劳工，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企业往往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长期投资，而只愿意用高工资直接招收技术劳工。这也就意味着，多数企业都只愿意做成熟技工的收割者。“形势逼着企业做产业升级，他们发现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技工缺失，另一方面，中国很多企业又都出现了‘去技术化’的趋势。”卢晖临认为，世界工厂的模式本身就是去技术化的，只需要简单的劳动力，再去和职业学校勾结，就能生产出大量的简单劳动力，而不是有技术的蓝领。他认为富士康就是去技术化的典型代表：将技术最大程度地固化在机器中，以机器取代技术，把可能提升劳动力素质的动力毁灭掉。“我们如今制造业的主体还是这样的企业，不需要技术，只需要规模和流水线结合，而真正需要技术的企业，又缺乏技术人才供给。”他的担心与另一位社会学大师查尔斯·蒂利的看法不谋而合：“技术是一种社会产品，是一种谈判的身份……技术工人很难被取代或者可有可无，非技术工人很容易被取代，或有或无均无大碍。”

　　富士康关于自己“去技术化”的评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万红飞认为“富士康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人才培养”。他说富士康意识到对技工的需求量，仅靠招聘难以培养，在去一个新城市开疆辟土之前，往往厂房还没建好就已经训练了几万人，例如烟台。技术劳工的主要来源可分为两类：企业对员工培训和中等职业教育，后者的状态，更为混乱。

　　破败的“蓝领摇篮”

　　中国职业教育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归属教育系统管理，为学历教育，另一类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管理，以短期培训为主。“职业教育本来是一种培养蓝领的制度设计，通过它可以让工人职业前途更加光明，不过我们现在对职业教育现状很担忧。要么师资力量不足，要么纯粹理论教学，要么把学生当作商品。”卢晖临认为职业学校教育不成功，也不诚信。既无心，也无力。在重庆一所技校内，上午十点，学生陈伟民就在篮球场边的树荫坐了下来。他觉得无聊极了。一年前，他放弃复读来到技校，学习建筑专业。第一年课程没有刚入学时安排的那么多。原因之一是有的代课老师临时调走了。在职业学校任教的老师有不少都是外聘的，并非专职教师。教制图课的老师本是个军人，陈伟民觉得教得挺不错，可两周后，老师就调走了，课也停了下来，什么时候复课还要等学校通知。

　　不久前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关于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数字，那个数字大到足以让他焦虑，可他并没有把压力转化为动力。离他左手边不远就是学校图书馆，一共四层，楼道里积满灰尘，他已经记不起上次进去的时间了。这就是典型的职业技校生生活。在学校度过最初一两年后，他们就会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工厂实习。

　　在重庆，技校学生实习企业选择有很多，比如富士康、惠普和长安汽车。实习期间工作很简单。重庆五一技师学院一位老师告诉《中国企业家》，他在校时就曾去惠普实习过，工作内容就是为笔记本外壳上打商标。这是一项技术含量几乎为零的劳动，唯一的要求就是熟练。在技校向企业输送实习工人同时，企业也会给学校提供技术和设备上的支持。“比如有些设备比较贵，学校买不起，可以先从富士康拿过来，用一段时间再还回去。在这期间，学校也给富士康做一些简单加工。”上文中的老师说。经过三个月到一年时间不等的实习期后，拿到毕业证，又一批中国蓝领工人就诞生了。

　　稍显枯燥的学校生活、简单的实习工作，并不足以组成中国蓝领产生的完整故事。在重庆政府公开网上，显示过去两年均有大量关于职业技术学校的投诉，原因包括颁发虚假证书、教师在上课时间打牌、骗取国家补助等。这是职业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情况。中西部地区曾经技校遍地，它们有过一段轻松赚钱的日子，“内地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即使高校扩招，也无法把这些孩子消化完，所以学生是源源不断的。学校基本不需要为招生发愁。学生在学校混上几年，再把他们往工厂一推，这个循环就完成了，学校根本不需要关心学生有没有学到技术。”西北一位匿名的技校校长向本刊透露。

　　可是，好日子已经结束了，行走在内陆的县市，很容易发现非学历教育的大量职业培训机构都已纷纷倒闭，本刊记者在河南濮阳清丰县，发现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技校里面空空荡荡，据门卫说，上一次招学生已经是2008年以前的事了。上文那位校长认为，原因有三：适龄人口供给开始平稳下降，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用工需求上来了，年轻人不需培训也能找到工作；以前的培训教育太烂，自己把自己做死了。

　　卢晖临认为，某些大型制造企业的产业转移让本来就不健全的职业教育雪上加霜。表面上请学生来实习，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企业同学校和迫切希望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联手，把学生一批批送进工厂，根本就不管学生的专业。学生进厂之后，开始可能觉得很新鲜，很快就会发现工作不需要技术，只需要熟练。“比如一个学生去工厂实习，有可能是两千块的工资，学校每个月拿走五百，这还是比较善良的学校。”上文中的匿名校长说。“实习学生应该享受很多保护，他们都是未成年人，不能上夜班，可企业完全不管，把学生当普通工人用。对企业来说，学生比较稳定，不可以随便走，他们走的话就拿不到毕业证书。”

　　对企业而言这可以降低成本，对职业技术学校来讲，既收着学费，又可以少支出，少请教师，甚至能从雇主那里收人头费和介绍费，同时还拿国家补贴。只是学生毕业后，和辍学的劳动力相比，可能也就仅多了一张毕业证书而已。东莞一家汽车修理店的负责人总结，雇一个在技校上了三年汽修专业的学生，和找一个“什么也没学过的小孩”，差距是三个月。“这算长的，有时是一个月。”富士康河南基地要招一批懂电子电路知识的技校毕业生做维修，选了2000多人，最后合格的只有200人。“从中专选不出来，只好从大专生里面选，这样工资成本就相对高了，也没办法，其实现在大专生水平就像10年前的中专生。”万红飞感叹，他在富士康从2001年开始带毕业生，最初感觉2-3年就能带出个独当一面的科长，现在很难了。“技校必须要和企业合作，但现在产业之间缺乏信任度。”周文华发现，企业其实不愿为职业学校投入资金或物质支持，它们也不信任学校能培养出合格人才来。国家倒是越来越重视，给职业教育产业投了大量资金，且每年都在增长，“不过这个产业缺的不是钱。”“现在有的农民工培训，国家的钱已经拨了一部分，让技校承办，可很多学校拿到这个钱以后，就支一块黑板，弄个把月，农民工还是啥也没学到。

　　所谓的培训基地硬件不过硬，软件也只是个形式。”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蓝翔技校是一所在三四线城市享有相当知名度的技校，更因被Google指责它对Google服务器进行网络攻击而海外扬名。但它在网络上的名声并不太好，你随便在网上一搜就可看到蓝翔学生控诉学校学习与生活环境如何恶劣、混乱，只管收钱却对他们找工作毫不负责的帖子。

　　蓝海”淘金

　　蓝领工人市场的初级状态，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淘金者，包括众鼎这样的劳务公司。

　　周志是武汉一家劳务公司的人事经理，公司成立没几年，可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已站稳脚跟。如今公司每周介绍到工厂的工人人数在300-600人不等。在武汉的同行中，这个数量算得上首屈一指。他的商业模式很简单，就是帮工厂招工人，按照招工数量从工厂收取服务费。和同行不一样的是，他对应聘者不收取费用，是个价格杀手。“别的公司找一个人要200元，我只收50元。”他称出发点就是让“更多弱势群体”找到工作，这一基调让他有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问题是，去哪里找到这么多有工作需求的工人？周的办法是就在工业园区做广告，“在有鱼的地方钓鱼，那里住着一批批找工作的人。”不过直接在工厂门口做广告是禁忌，因为工厂有可能成为他服务的客户，“那样对厂里的工人影响不太好”。此外还有公交站牌。一般公交站牌广告都外包给广告公司，他恰好认识一些朋友，能以较低价格拿下广告位。成本对这类小公司很重要。公司成立初期，为了省钱，公司的人往往带着十几个求职者，转几路公交车去工厂报到，而合作能否成功，最终还要看运气而不是他经常宣示的道德感。作为乙方，和企业谈合作时难免遇到种种委屈，不久前他就遇到一个。“那边负责面试的人可能这里(他用食指指了指脑袋)有问题”，那根本不是面试，对方向工人大声呼喝。“他觉得工人来上班就是来求他的，这种观念早过时了。”现在这家企业已上了他的黑名单。他对于工厂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工资按时发。在挑选工人时，周有自己的经验，“现在我和一个人聊两三句，就知道他能不能进工厂。”他一般会这样问：如果最恶劣的条件是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天两班倒，有夜班，你会不会做？如果面试者的回答稍有犹豫，“让我回去考虑一下”之类，这个人就基本没戏了。“我会告诉他：你目前的心理状态不适合去工厂。”即使在虚拟场景中，他的语气仍旧斩钉截铁，他也承认，这套逻辑暂时只适应在内陆地区，因为，在中西部，未来几年内还将以大批量、粗放型的普工为主。他记得曾有这样的新闻，沿海地区的私人老板让几千个工人下跪，工人就真跪下了。“现在怎么可能？完全逆转了。”他所熟识的一个深圳企业主，2010年春节前倒是给工人下跪了，请对方春节后一定回来。甚至有的企业承诺工人每周可以吃一次红烧肉，但去了后工人发现是炒肉丝，就离职了。“到了那里，只要能招到工人，人家还不把我们供起来？”他对东南沿海的市场充满憧憬。对劳务中介机构来说，沿海用工标准更规范，附加值也更高。可他又有点担心，从内陆带去的工人，如果未经培训，很难适应沿海的需求，“就像沿海的一些工人学习到了更先进的技术，但回到武汉后对设备就不一定能适应。”他也不用太着急“走出去”，劳务中介在武汉乃至湖北的市场潜力还远未完全释放。大面积建设工业园区依然是武汉市重点工程。目前，武汉市有7个远城区，未来每个远城区都要开发20万平方公里的工业区来承接工业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对周所在的这种民营劳动力中介机构而言，政府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富士康的投资项目是河南省的一号工程，据说，为了满足富士康庞大的用工需求，河南已设置了两百多家富士康的招工点，最后统一归到劳动局。“南方的人才市场很成熟，都是私营的。但内地不一样，内地民营人才市场没有竞争力，而且官办的居主导地位，企业都要通过它去招人，我们也是。”富士康的一位人资主管说。通过人才市场，企业能招收到的多数还是普工，要满足对高级技工的需求，依然要依靠技校。北方汽修、孙进教育集团，以及因“黑客”事件而扬名国际的蓝翔技校等已有一定品牌的职业技术学校，正在行业大洗牌中等待机会。起家自东北的孙进技校，已有北京、长春、沈阳、哈尔滨、松原等13家学校，其既有学历教育，也有短期培训，它正准备将后者上市，还有意到南方成立30多家学校。“十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打开这扇门》，那时我就感觉职业教育早晚进入一个品牌阶段，”孙进国字脸，右眉梢有颗黑痣，有明显的山东口音，语速快得像在和舌头赛跑，“现在肯定到了洗牌的时刻。小的职业学校被淘汰掉，招生越来越难，一个区域只剩下几家有影响力的职业学校。”早在2008年11月，光速创投和德同资本联合向北方汽修投资了1500万美元，北方汽修号称是汽车维修服务行业规模最大的职业培训学校。许多投资者也嗅到了其中的味道，跃跃欲试，“即使现在已名气很响的技校，哪家没有一大堆负面新闻？什么违规招生、滥发职业资格证书之类。这就是新进入者的机会，中国需要能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家职业培训方法，并结合本土工业情况的职业培训。”一家总部在浙江的PE机构合伙人告诉本刊记者。该PE所投资的90%以上项目都涉及制造业升级，而这些企业中都严重缺乏技工，因此它也有意投资职业培训。“我们很激动地做这个事，它商业上正确，工人工资已经进入上升通道，一个多亿人口的收入都在快速增加，相关服务一定有利可图。另外在政治上正确，蓝领工人的出路其实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同时它在价值观上也无懈可击，用工再紧张，工人还是弱势群体。”上述PE合伙人说。

• 上一页
• 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