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政府所在的国家和地区，一定要在外部找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很多了，从伊朗、叙利亚、利比亚到中国，经济上中国是成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靶子，大部分经济遏制的政策都是针对的中国，所以这也是一种常态，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会面临一种全球的新的产业格局。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现在对中国压力比较集中，一个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虽然美国和欧洲都知道，汇率问题并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的不平，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所有的政治人都拿这个问题来说事，如果中国不能在这一个问题上很好地去应对的话，这个可能会对我们未来的国家贸易会增加很多的障碍。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年，欧洲和美国，包括现在一些新兴的大的经济体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施加很多限制措施，从“双反”到其他的一些贸易保护措施，大部分都是针对中国的。另外，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是海外有什么事情，中国多担责任、多拿钱，相应地增加中国的权力又是非常地吝啬，这种情况造成中国会和这些大经济体在这些方面会有更多的博弈，在这种压力之下，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是在增多。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我们自身的经济发展来看，如何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刚刚专家、学者、媒体都有很多的讨论，我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一块讲了很多，但能够有效的运行的还是比我们预期的要慢，这里我谈几点我自己的看法，一个是整个制度架构的改革一定要加快，目前在过去十年，我们讲黄金十年，中国经济成长很快，中国竞争力提高很快，在这种非常亮丽的经济表现，往往是掩盖了我们在制度架构上的一些很大的问题。目前我们整个经济架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资源的分配，政府掌握资源分配的比例太大，其实各个国家的经济的案例都表明，政府使用资源的效率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大的。所以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领域，大部分的经济体不应该由政府来管理。第二个，一些具体的改革，比较明显的存在问题的就是财税体制的改革，我们10月就完成全年的财政收入的预算，听起来是一个好事情，实际上从经济长远发展来看，这个结果是代表很多不合理的因素，首先你在整个财税预算制度上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纰漏？第二个连续那么多年，政府的财税收入远高过GDP的增长，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它一定会损害经济和企业的长远的生产，所以关键减负减税的讨论进行了很多年，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真正能落下地的很少，个税的标准提高是一个实际达成的结果，实际上对企业的税负降低基本上没有任何帮助，投资金融体制的改革是要加快推进，这类结构性的改革呢，我感觉我们的政府领导顾虑太多，求稳的心态太重，这种改革对中国未来竞争力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
对于企业来讲，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产品毛利低的问题，未来如何破这个局？李东生认为，一个是产业逐步成熟，如果是核心的技术，产品是要依靠外力是很难有竞争力。第二个，持续的创新，最后是国际化。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输出的国家，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一些大企业，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国际化，中国企业还要持续地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