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东岸，鸿沟
人民币、中美关系、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所有这些问题就像挥之不去的飞蝇一样，徘徊在每一次有政界学界人士、东岸投资精英与金融精英参与的会面中。让这些已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企业家们苦恼的是，对于外部世界而言，他们仍然面目模糊
我在2011年11月初到美国进行了一次旅行。当然，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现如今我们大多数人每年都要进行许多次这样的旅行，拍照、购物和大吃大喝，如果不是因为跟我一起旅行的大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人与企业家，而旅行的内容又是同诸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前财长罗伯特·鲁宾和布鲁斯金学会的主席约翰·桑顿这样的人开早餐会，或者同摩根大通的吉米·戴蒙以及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炙手可热的家伙们聊天。
这个旅行团的全称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现在请允许我引用前驻法大使和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的话来介绍他们：
“它的成员包括了中国过去20年最好的民营企业家。到今天为止，中国民营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中国GDP的一半，它们贡献了80%的就业，而只占用了30%的资源”
这是吴建民11月8日在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早餐会上演讲时说的。在当时，他可能是感觉到了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鲁宾隐约之间的冷淡。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曾经担任过高盛的联席主席，也曾经出任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在财政部长的任期内，正是他和拉里·萨默斯、艾伦·格林斯潘一起主持了对墨西哥行将破产的经济的援助，因而被《时代》杂志冠以“拯救世界小组”的雅号。在简短的欢迎词中，鲁宾似乎仅仅是在强调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性，并且动员来访的企业家们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个新项目的赞助者。总体而言，他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相较于鲁宾的淡漠，吴建民，这位一贯温文尔雅的前外交官突然表现出一种外交辩论时的激烈。在做完重要性的陈述之后，接下来他所提到的问题几乎贯穿了此后每一次在东岸的讨论：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与国际化问题、美国大选中的中美关系问题、中国企业家到美国投资时所受的待遇问题，间或还会涉及到欧债危机以及中国是否应该参加对欧债危机国家的救援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或许并不让人惊讶，鲁宾的建议是：“我希望中国能够找到参与的方式。如果我是中国政府，我会以美国在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与亚洲经济危机时那样，找到合适的援助方式去帮助欧洲。”
人民币、中美关系、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所有这些问题就像挥之不去的飞蝇一样，徘徊在每一次有政界学界人士、东岸投资精英与金融精英参与的会面中。每一次的会面美国精英们都重复着自己的担心。他们担心美国经济复苏速度的缓慢，担心没有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担心中国的人民币币值让中国持续保持低价的竞争力而让就业机会持续转移，担心美国大选中的两党分歧。中国的精英们有些抱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洞察心态，有些则忧心忡忡地担忧这种美国的焦虑会影响到隔岸的中国。各自的思维习惯让两个国家的对话者用各自以为公正的态度在谈论对方或许不能接受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