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断在问的问题是，中国得到的制造业，“是我们自己争取过来的，还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卸包袱？”在这位外交官看来，那是因为“西方要发展‘新经济’，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现在凡是出现危机的国家，当时都有这种想法。美国经济现在在缓慢地复苏，但是就业状况却没有改善，原因正是制造业越来越少了。没有了制造业，就像人没有了脊梁一样。虽然你的血液比如金融业什么的都在，但仍然是不健康的。”
柳传志在国内时，绝少谈论自己对与商业无关的议题的看法。而在美国，作为这个有35个企业家团员的代表团的团长，他却必须不断地传递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柳传志谈到，当他出差到联想在欧洲各国的分公司时，都会约一些当地的年长雇员聊天，向他们询问所在国家的经济情况和他们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看法。他的感觉是，欧洲国家“并没有做好迎接经济变化的系统性准备”。正像大多数观察家共同认为的那样，他看到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的发展已经在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以及全球的产业分工，但是，“我没觉得它们(那些欧洲国家)对此有系统性的想法。”
尽管在国内同中欧工商学院教授座谈时发表的观点在微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柳传志并不打算修正自己的观点，即欧洲国家的过度福利是一个大问题—他还为此愤愤不平，认为自己说的本没有错，却不仅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与思考，连商学院的教授也与之辩论。他有些匪夷所思：“希腊还要通过公投来全民赖账，这还了得？”
虽然柳传志认为，在应对世界迅速变化时，美国政府要比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更有“系统性思维”，但是他认为美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成本过高。而这会给美国政治家们想要迫切解决的就业问题带来难度。他反复讲的一个故事是联想集团(微博)并购IBM PC部门之后的例子。他说，如果联想不收购IBM的PC部门，这个部门在美国的3000多名员工可能就“散了”。收购之后，联想做了一部分裁员，但是柳传志说，“说实话，我们如果进一步裁员，还可以再压低成本。”“这些雇员中一个普通白领的工资是其在中国的同事的6倍；蓝领工人的工资差距要更高。联想集团在并购之后，本来可以继续裁员以压缩成本。但是联想集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公司可以找到其它节约成本的方式。而且因为联想集团业绩的高涨，公司还给这些雇员都涨了工资。”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柳传志补充道：“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中国其它公司也这么做。因此，你们的人力成本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美国精英们在解决自己高昂的人力雇佣成本方面无所作为，仍然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其它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限制，把就业保留在美国，那么，“这就好像两个赛跑选手在各自的跑道上向前冲刺。大家都应该做的是努力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一名选手自己停了下来，还想办法阻挠另一名选手向前冲，那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他所指的阻挠，是指无处不在的人民币汇率议题。
正像柳传志不断用联想集团自身的例子来说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过高一样，前外交官吴建民强调的是应该关注“正确的议题”。在吴建民看来，眼下我们反复争论的话题如人民币汇率等，全都是错失了方向的不正确的议题。何谓正确的议题，“美国现在需要的是就业，而只有投资才能创造就业机会；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则需要合理的投资渠道，而不仅仅是购买美国国债。因此，美国需要投资，而中国持有的资金也需要合理投向。”“我们这些企业家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到美国投资”，但是美国却没有做好准备来欢迎这些投资。
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布鲁斯金学会，在同美国新任商务部长布莱森会面时，吴建民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这个论断。这个论断基本总是能得到中国在纽约、华盛顿的外交官的认可，甚至包括鲍勃·鲁宾、约翰·桑顿和鲍威尔在内的美国精英人士也认为这个论点有其合理性。他们甚至能够给出合理的与可操作的建议，比如建议有意愿的中国公司可以先寻求州一级的政府的支持，因为州一级的政府会更加需要投资来解决当地的就业，而不必纠缠于华盛顿的政策；再比如，建议中国公司可以参与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政治就是政治。而机敏的人如鲁宾和商务部长布莱森，还会当场提出，这种对于外来投资的优惠待遇，必然是双向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提到中国政府在对待外商投资方面的微妙的态度变化。
当爱国者(微博)的董事长冯军再次用他的中国员工签证问题来向副国务卿霍马茨提问时，霍马茨非常亲切地回应道，一方面包括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内的美国政治家已经在积极地寻求签证的解决方案，骆家辉甚至已经发表了公开言论，会将中国公民获得赴美签证的难易问题作为衡量大使任期的一个指标；另一方面，他很轻易地重新将球踢到了这些中国知名商界人士的脚下：由于外交对等协议，因为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华人士的最长签证是一年时间，因此美方也必须如此。
一位团员对鲁宾言及，他认为美国媒体在中美关系目前的紧张气氛中扮演着不好作用，“媒体没有去关注那些好的和正面的信息，比如联想集团在美国创造了3000个左右的就业机会，却总是盯着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以及其它对中国不利的新闻。”尖刻的鲁宾果不其然抓住这个机会就开始反击：“对不起，在我几十年的商业和政治生涯中，我还从来不知道该如何让媒体多去报道那些正面消息。如果你有办法，我倒真的是需要向你们学习。”
他们或许还没有习惯于突然面对真正挑剔与刻薄的“无冕之王”。在纽约与华盛顿，柳传志三次提到了黄怒波在冰岛购地所引发的风波，“这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行为，却在最初被媒体报道成为一个政治事件，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
后来在我们单独交谈时，柳传志回忆起1997年他第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情况，“那真是一副老帝国主义者的嘴脸。”《纽约时报》的记者进到柳传志的办公室，将两条腿翘在桌子上，对中国最著名也最有威信的企业家进行访问。这让后者颇为恼火，“于是我也把腿翘了起来。”回忆完往事，智者表达了自己的困惑：“美国媒体的负责人本身，都不是对中国很有好感。说实话，我觉得主要还是不了解媒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往不好的一面说。”
风波的主角黄怒波反倒是特别镇定。他在布鲁斯金学会的演讲中并没有提到自己所遭遇的风波，而仅仅是在歌颂完企业家精神，并表达过对中国与美国经济前景的乐观看法之后，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合作愿望很强，但是世界对中国企业与企业家有误读。”因此，“我们需要双方有更深层次的互相认识。国际化也是平等的国际化，西方国家也应该以国际化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公司。”冰岛购地媒体风暴的始作俑者英国《金融时报》还请他去参加一个报纸活动，为此他还推迟了自己的赴美行程。尽管这最终可能搞砸了一笔交易，但黄怒波却已经把这家媒体视作误解消除之后的朋友。
让这些已经在中国大陆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们苦恼的是，对于外部世界而言，他们仍然面目模糊，“对于大家而言，我是谁已经很清楚，但是我们是谁却并不清楚。”包括柳传志在内的中国企业家们在内心仍然明白，当他们出现在西方世界中时，如果没有事先的沟通与准备，对方往往很难分辨清楚他们和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何区别。他们知道当西方人想起中国公司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凭借着政府资源与政策的支持而显得所向披靡的大型国有公司。中国商业力量的典型面孔可能仍然是中投的楼继伟—中投公司在金融危机中显得格外活跃，而不是联想的柳传志。这让他们仍然会被视为来自红色中国的公司，背后站立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而非像西方公司那样是由一个有自己个性的人所创，完全凭借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规则胜出。而且，中国和美国之间起伏的外交关系有时也会让他们的商业行为变成筹码。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正是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被商务部拒绝批准之案。
因此，在同新任的商务部长、同样是商界出身的约翰·布莱森会面时，柳传志对布莱森说，希望美国政府在对待中国公司时，能够只看单个公司的情况，即这个公司是否足够优秀，是否符合在美国收购或投资的要求，而不要考虑当时整体的中国形象在美国的情况。张维迎此前曾说过，对于这些民营企业家们而言，当他们在向外走到海外并购和投资时，还有一个障碍可能是中国的国家形象。这种情况已经真实的被感知到了。
当他们启程前往美国时，他们从要客通道走向国航的飞机，无需像大多数人那样排队走过哪怕是头等舱的安检通道。他们用以年计算的不等时间赢得了在中国大陆的财富、尊重与认可。尽管作为单独的个体，他们可能同美国与欧洲有无数的关联，他们有子女在海外读最好的大学，他们在某个繁华和环境优美的城市拥有房产，他们的护照可以让他们轻松入境……但是当他们试图在外部世界扩展自己的雄心时，却发现外部世界对他们的认知模糊而警惕。因此，当他们以企业家的身份在面对一个对他们全然陌生的世界时，他们也开始发现，从现在开始必须关心世界，让世界了解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