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差距
对中国企业家而言，硅谷是简单，是傲慢，是热情，也是惊奇。它交织着或许从未有过的冷遇、从未感受过的热情与简单，以及他们从未对某个具体人物表现出过的好奇
硅谷最热门的三家公司，一为谷歌(微博)，一为Facebook，一为苹果。三家之中我们拜访了两家。在这个代表团访问美国之前的长达大半年的准备期内，在其日程上赫然列着一项苹果公司CEO乔布斯主题午餐会的日程。随后，这项日程先是被更改为同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主题午餐会，后来当乔布斯逝去的消息传来时，它也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最终的日程中。
这只是失望的开始。11月15日早上对谷歌“校园”的访问也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失落。尽管在之前所有人的预期是，这家搜索引擎巨头的创始人和现任CEO拉里·佩奇将会露面，甚至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前任CEO艾瑞克·施密特也会发表一个讲话。但是最终扮演接待角色的只有谷歌一位公关部男士和一名谷歌地图项目的工作人员。
对于谷歌而言这已经是一项例外和特殊招待，因为他们从未接待过超过15人的访问。但对于这些专程到访且一路受到最高接待(据说，摩根大通的CEO吉米·戴蒙为了来见这些客户和潜在的客户们，甚至调整了自己早在半年前就定下的日程)的商业精英们而言，他们却深觉自己被怠慢。
他们感情复杂地参观完谷歌大楼，然后在摆满雕塑的园区中匆匆走了一圈，就结束了这次公司拜访。
汪潮涌(微博)拿过车载的麦克风，解释说Google其实一直对中国很冷淡。他回忆说，当2004年他的PE公司信中利和谷歌一起合作收购部分百度股份时，谷歌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曾经到北京去拜访百度。在一次约定的会面中，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带领着公司的所有高管在公司等候鼎鼎大名的谷歌神奇小子的到来，而据称布林则在清华东门外的广场玩上了滑板，以至于足足迟到了一个小时。这个著名的误会在后来也被媒体描述过。最终布林等人到达百度时，正赶上中国的国庆节，空荡荡的办公室让谷歌的创始人认为这是这家中国公司在故意隐瞒自己的工程师团队。而布林则用在清华东门玩滑板时的同样的漫不经心，问李彦宏，百度的标志是否是小狗的爪子。李彦宏不悦地回答说，它是熊爪。
惊喜则来自于马克·扎克伯格。或许直到11月16日出发去Facebook访问之前，这位硅谷最让人好奇的CEO仍然没有决定，自己是否会在公司同这些从遥远的中国到访的企业大亨们会面。为了安排这次旅行，宽带资本的田溯宁曾经请他们共同的朋友邓文迪给马克·扎克伯格写过邮件。而很显然，这些人中跟马克最为熟悉的是新浪网的CEO曹国伟(微博)。
在Facebook南加州大街1601号的办公室，人们才表现得像个真正的旅行团。每个人都要在它入口处有Facebook标识的公司前台留影。它办公室的每一张招贴画和每一句话都能引起注意。大家吃惊地看着他们那著名的文化：如果你不害怕，你会做什么；快速行动打破局面；让失败来得更猛烈一些。我们还注意到他们推崇的平等和开放文化：即便是扎克伯格本人也是和所有的工程师们坐在一起，会议室的墙壁是三面玻璃，让它看上去不像是搞密谋的地方。这个新生巨人的办公室自然没有Google的办公室那样大面积和“气派”，但却散发着同样的气质：简洁、轻松，就像大学。
当扎克伯格出现时，那情境就像是一个明星受到理智的粉丝的欢迎。这些欢迎者的年龄普遍长于他，其中有些人正是他父辈的年纪。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像孩子那样迸发出对这位硅谷金童最幼稚也最基本的好奇心：你为什么要学中文；电影《社交网络》中的你和真实的你有何一致又有何不同；你去过中国几次；你的公司打算进入中国市场吗
扎克伯格，他像所有传说中的场景那样，穿着一件无领短袖体恤衫，淡黄色的短发紧贴额头，笑起来像个孩童，而他也用孩童般的方式来对待这次会面。他主动要求讲中文。对他而言，他只是将自己每周的例行中文课改到今天而已。在讲这门陌生的语言时，他语速缓慢，而且展示了超于常人的好脾气。有时候他只是在笑，让你不明白他有没有听懂你的问题。他的那些显赫的粉丝们则纷纷举起相机、iPhone或者手上有的任何具备拍照、录像功能的设备对准这位金童狂轰滥炸。
东岸的精英们在谈论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汇率、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和两党之间历史性的分歧、以及缓慢的经济复苏；而在硅谷，人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创新。纽约和华盛顿弥漫着阵阵悲观的气息，在帕洛阿尔托感受到的却是热情的金钱的气息。在这里才能看到美国那架庞大的创新机器，不但没有受到灰暗的经济形势和政治辩论的影响，而且仍然在日夜不停地轰鸣作响。当你遇到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在硅谷的四季酒店，宽带资本的田溯宁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美国的企业家们张罗了一场观摩硅谷运行之道的小活动。他邀请了一名刚刚以2亿美元价格出售掉自己创办的公司cloud的华人创业者Liang Sheng、一名早期创业投资人Robet Nelsen、提出了摩尔定律的加州理工大学教授Carver Mead，以及已经成为风险投资界(微博)传奇人物的维诺德·科斯拉。而坐在台下聆听的，则基本上都是中国商业世界的代表人物。他们包括TCL的李东生、建业地产的胡葆森、龙湖地产的吴亚军、新东方(微博)的俞敏洪(微博)等。
维诺德·科斯拉当年从印度到美国留学，在读完斯坦福大学的MBA之后，同斯坦福大学的另一名研究生安迪·贝赫托西姆一起创建了太阳微系统公司。后来加入了硅谷最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KPCB担任合伙人，继而又离开KPCB，创建了自己的投资机构科斯拉资本。
和其他嘉宾不同，维诺德·科斯拉拒绝向这些人发表一场演讲，于是，就有了田溯宁向他的提问。
此时的维诺德·科斯拉已经56岁，留着一头不加掩饰的白色短发，但是仍然保有着让人羡慕的瘦高身材，休闲西服内是一件高领长袖体恤衫。他说起话来还有着震动全场的大嗓门，像一个随时会冲到你面前去争抢机会的小伙子。
在向维诺德·科斯拉发问之后的第二天，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媒体开始创业的刘东华(微博)对田溯宁说，他从田溯宁的问题中听出了田自己的彷徨：“你问那个印度人，他很早就已经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持续不断地辛苦工作，去寻找并投资新创公司，这其实是你在问自己的问题。”
人们总是观察自己的同类者，加以对比，并且提出问题，反问，为何我会这样，或者为何我不能如此。对田溯宁如此，对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欧工商学院的教授许小年(微博)而言，也是如此。戈登·摩尔的密友，总结出摩尔定律的Carver Mead教授就激发出了他的感慨。
Carver Mead称自己“一辈子都是个教育家。我的工作就是带领年轻人学习，让他们有开阔的心胸与眼界，并且理解什么是创新。”他在演讲中将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聪明人们坐下来，找到更好的方法去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满足已经存在的需求。“全世界都专注于这种创新”。另一种创新则是去解决那些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去找出那些“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在Carver Mead教授看来，“90%的现代经济都是通过第二种类型的创新才创造出来的”，“我们都是这种创新的获利者。”
他忧心忡忡—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忧心忡忡激发了一位中国教授更多的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教育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作为教育者我们喜欢施教，而不是跟年轻人们分享学习和创造的过程。”而施教理念的最大问题正是，它可能在传授已有的固定的知识方面不无道理，但是却只会让年轻人看到今天已有的知识，而错失“通往未来的不可知的机会”。它会让年轻人失去走出已有事物框架和已知经验的疆域的视野与勇气。
许小年向Carver Mead提问说，如何才能说服和鼓励他在商学院的学生们更愿意去进行第二种创新，除了讲述成功者的经验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Carver Mead回答说，第二种创新的回报是写入史册。让人悲哀的正是，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但是对创新者却不那么重要。因此，我们能做的是，“不要建立这一个体系，在他们还没有获得回报前就摧毁他们。”
后来，在只有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场的场合，许小年感慨说，这些美国教授说的话，他并非不知道，也不是说出不来。但是，因为他在中国找不到案例，所以他总是觉得缺乏底气。“美国保护创新的制度和文化还在。所以它仍然是最创新的国家。”他说。同时，他简短地回忆了自己的学术历程，谈到自己如何从一名格林斯潘的支持者，变成一名创新的支持者和一个彻底的反凯恩斯主义者。
在私下的场合，面对这群中国的成功商人，许小年表现出了自己作为教授的直言不讳：“你们的成功只是邓小平的政策和13亿市场的成功。你们和硅谷的公司相差太远……”
而在看到这些硅谷人士的简单时，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们也都表露出过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们抱怨自己所要面临的复杂情况。他们必须像个长袖善舞者那样照顾到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去满足所有那些有力量给你的生意和公司带来麻烦的群体。他们之中，有人开玩笑将自己的首席执行官职责戏谑为首席吃饭官。当扎克伯格问这些来访的中国商业精英在中国做公司和在美国做公司的区别时，所有人都告诉他：“那里更复杂”在中国，扎克伯格不可能专注于自己的产品研发，乔布斯也不可能扮演那个桀骜不驯的天才形象。因为，在中国你不可能如此简单。
可能没有人比曾经在硅谷工作过八年，如今又在运营着介于Facebook和Twitter间的产品新浪微博的曹国伟感受更深。就在来美国之前不久，他还必须和另外的一些中国互联网巨头如马云(微博)、马化腾等一起去参加一个中国政府组织的会议。
正是这架创新机器(它由容忍失败的文化、奖励创新的制度、大学与公司之间的互动、充沛风险投资等等一系列构成)让许小年如此考虑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前景，让他不无悲观地看待自己的国家：“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中美两国都在形势的判断和估计上有偏差，都低估了美国经济的潜力，都高估了中国的潜力。这种判断下两国关系就会紧张。我认为中国仍然应该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韬光养晦。我们没有强大到那种地步……我们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做到从鲍鱼身上想到芯片(硅谷的一位风险投资者展示的项目案例)。我们现在所做的仍然只能是传统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