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维迎在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演讲时表示，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

为什么说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张维迎认为，第一是理念的力量。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是有观点的，有理性的。大卫·休漠在两百多年前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以及人类的本身以及所有的事物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

张维迎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他说，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是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邓小平文革之后发起改革，包括废除终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启蒙运动是贵族性质的。知识阶层当中的好多人来自贵族，百科全书160位作者30位来自老贵族，几乎所有的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的家庭中进行的，都是来自于贵族阶层，最初贵族的大革命是由贵族自身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他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中国共产党叫工人阶级政党，其实我们看创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的孩子，因为工人阶级不可能有钱送孩子上学，他们闹革命不是因为工人阶级要闹，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念，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只有一个工人出身，但是他背叛了。历史废除黑奴的运动好多是由白人发起的，最早反对黑奴制的是天主的教会，在18世纪。所以，在1775年，在费城成立了第一个反黑奴协会，1781年起，英国是反黑奴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英国内部的飞鹰派就是重要推动废除奴隶者的力量。在1783年英国的贵格会向议会请愿废除了奴隶制，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了殖民地的贩奴贸易，中国的妇女的解放脚并不是妇女努力的结果，而是男人努力的结果，梁启超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第一个原因——理念。

张维迎接着谈到，第二是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一谈到既得利益，大家好象经常觉得它们是一个整体，团结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其实不是这样。既得利益者是分成好多派的，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举个例子说，现代民主制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就是教会和统治者斗争的结果。教皇格列高利去世，宣布收回国王任命主教的权力，而这时候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罢除了他教皇的职位，这个斗争一直到十二世纪格列高利的继任者最终1122年他们达成一个协议，说教皇有了任命教主的权力，而教皇也承认皇帝有世俗统治权，因而形成了政教分离。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贵族相互斗争的产物，在革命前法国最重要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而贵族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比如说亲王与宫廷贵族的矛盾、老贵族与新贵族的矛盾，乡村贵族和城市贵族的矛盾，军事贵族与司法贵族，或者叫穿袍贵族的矛盾。即使在革命时间，保守派君主派和共和派都是这个社会精英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英国在19世纪之前的宪政建设、法制建设，主要是由贵族和国王、国王和教会，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举一个例子：是公司在19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国家创办公司都是一种特权，也就是说只有你得到国王的授权，或者议会的授权，你才能建立公司，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监理公司的。那么这时候在精英当中就形成了不平衡，最后精英斗争的建立公司有特权，任何人都有权注册公司，英国是在1844年完成，法国在1867年完成，美国在1850年这个阶段完成，西方的法制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施的，也就是说贵族内部有了法制有了民主，然后才推到了整个社会，也可以类似说我们现在党内和党外，他们那个时候先贵族内，后贵族外。

为什么贵族要实行法制和民主，因为在专制的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他们相互斗争，其实都是在相互摧残，我们普通老百姓在专制体制下感觉到不安全，但其实真正的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权者本身，他们有时候在人上人，但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时间长了他们认识到这对谁都不好，我们还是应该用权利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的安全，但实行了法制之后，统治者换了，但是被换下来的统治者他们仍然要安全感，仍然要很好的生活，而在旧的体制下，即使你能够平安的着落，着落之后你仍然没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制，要实行民主的理由。

第三是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办法。英国真正的民主化是从1832年通过的《第一改革法案》开始，在1832年前英国爆发了持续的暴乱和群体性事件，包括卢德运动。历史学家一致认为，1832年法案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大的社会动荡，1832年的改革并不能满足普通大众对民主的要求。1838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就发起了改革议会的宪章运动，提出了男性普选权，废除选举权的限制，穷人要赚钱生活，不可能当议员，要求废除议员薪酬制之后，这时候穷人也可以当议员，这个运动持续到1848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之后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到1867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第二改革方案，将选民人数从136万扩大到248万，从而使得工人大众成为城市选区的主体，这一改革的法案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都使得政府认识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1884年通过第三改革法案，原来只适用于城市选区的投票规则，同样扩大到乡村选区，使得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有60%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选权，导致这一法案出台后的因素仍然是社会动乱的威胁。一战之后，英国在1918年通过了《人民代表法案》，这个法案将投票权扩大到年满21岁的男性和年满30岁女性纳税人，这一法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威胁，因为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英国也担心发生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化的改革。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英国的民主化的过程尽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在起作用，但是社会的动乱，社会革命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的驱动力。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次的让步只是满足威胁者闹事人的要求。1832年的时候你只要买通了中产阶级就可以有了和平，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当新的威胁出现之后，再进一步的让步，到1828年是新的全民的普选，张维迎讲的这三个理由，统治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

张维迎认为，第一个因素是理念，后两个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聪明智慧的人，这些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有些非民主的国家的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对老百姓的民主化的要求，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华盛顿总统在1799年去世，他要求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但是他妻子玛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她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她有危机感。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事情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