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服从企业意志，当你跟企业想的不一样的时候，要不忍着，要不就退出。”
—许敏
对许敏来说，他成为离职事件的主角已经是7年前了。
7年前，他从奇瑞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位置上离职，赴上海交通大学执教。当时奇瑞已经在高速扩张之后，坐上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第一把交椅。许敏的选择在外界看起来像撤退者，“好像打了败仗一样，撤退到学校去了”。正是以他的离职为背景，海归是否水土不服成为汽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7年后，他已经不再是代表企业形象的公众人物，但出现在办公室的访客仍旧不少。这些访客除了他的学生，还有部委官员、国内外合作伙伴和大学教授等。今年年初，由他牵头建立的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也已经全部建成。
“人家评价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这几年什么也没干出来，那你来看吧。”许敏的内心依然希望证明自己。
只是学校的状态跟在企业时完全不同。“在奇瑞的那几年真的是在玩命。”许敏回忆说，当时他跟公司签的合同是十年，“合同都有期限，那就先签个十年呗！”窗外细雨纷纷，我们在他上海交大的办公室，送走一位客人后，他往嘴里塞了块饼干当午饭。
接下来的故事，证明许敏高估了自己对这份事业的热情。等到2006年，他发现这不是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太辛苦、太累，要处理很多很繁杂的事情，我也认为，那不是我想干的事。我发现在国外做了20年的科研，自己真正想干的还是研究工作，能撑到那个阶段，也是奇迹了。”
再加上奇瑞当时对研发架构进行调整，外界看来身为院长的许敏权力被切割，他以此为理由提出离开。由于当时奇瑞在中国汽车市场扮演了自主品牌扛大旗者的角色，而许敏是海外归来的研发精英。他的离开可能会引发外界对奇瑞前途的担忧。内部觉得他不顾全大局，太任性。但许敏去意已决。
和几年后的赵福全一样，许敏没有选择去另外一家企业，而是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任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在学校支持下，他带领团队申请到了筹建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许可。当时正好国家发改委出台相关政策，提出成立100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有了政策和平台，他还需要资金。最后美国通用汽车为他的团队和平台投了关键性的认可票。这也奠定了他的团队与通用之间密切合作的基础。他承认，过去几年，他有80%-90%的资金支持都是来自于国外，除了通用还有其它整车和零部件厂家，如福特、博世和日产。
“国内不信你。”他解释说。他的研究方向是发动机喷雾与燃烧，到了交大后，关于发动机的喷雾方式，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设想，并以此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过经费。有关领导问他，这个外国有没有人做？许敏答没有。对方说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东西，我们不能做，风险太大了。
许敏对此颇为不满。“既然国家是鼓励创新的，我有个新的创意，为什么不让我试一下呢？”从那之后，他所需主要资金都是来自于国外汽车企业。
他说自己现在过着两重生活。一方面，他出现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讲他的学术论文。4月份，他应邀在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大学做演讲，月底又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
而在国内，他和他的团队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产品开发项目承包方。国内不少自主品牌和合资企业都是他的客户，这些项目的共同点就是能让客户看到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
说到这里，他在奇瑞的那段经历还是无法绕过去。“奇瑞那段经历，对我的今天有非常直接的影响。我要是从美国回来就直接当了教授，有谁睬我呢？”
在他大学执教的7年里，奇瑞研发系统动荡不断，战略调整的口号也此起彼伏。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会为自己当时的决绝感到内疚吗？“内疚倒谈不上，”他思考了几秒钟说，“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他说。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企业和个人不利影响的办法，就是双方什么都不说。
现在看来，他过得还不错。在奇瑞时，身体出现了高血压和高血脂等各种毛病，到了大学才半年，就有人说他气色好多了。
作为国内1980年代公派日本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许敏的优越感让他不停地寻找更好的可能性。这也是他10年前回国的心理动因之一。10年前他40岁，发现自己的人生在滑向平庸，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认为回国对他意味着更大的平台和空间，即使不成功再回美国，对职业生涯来说也是一个Plus。
在国外时，他基本上每三年就会换一次工作，如果在一个地方没挑战了，他就会觉得没劲。在交大的7年，已经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稳定的一段经历。在交大待满三年时，校长跟他开玩笑说：“你以前三年换一个地方，在交大不换了？”他说不需要了。在他看来，现在是人生最佳的一个平台，基本上外界没有什么限制和阻力，唯一的限制可能就是自身的能力和动力。
还有一个原因是，包括他在内的第一代汽车海归已经开始迈进50岁的门槛。知天命之年，应该缓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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