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审慎也要大胆
凤凰财经：您认为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面临的困难阻力有哪些不同呢？
胡祖六： 1978年的改革大背景是中国的经济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再加上多年计划经济的桎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很多改革举措其实非常简单，可以称为“低垂的果实”。比如说农村包产到户，这就是个“非常低垂的果实”。在此之前的集体化强迫农民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农民没有积极性。邓小平推出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的收成除了交给国家以外其他都是自己的。改革就这么简单，没有说很复杂的制度设计，就是放权给农民，结果却是革命性的，农业获得大丰收，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很多贫困人口变得富裕了，效果非常显著。
开放也是一样，以前中国经济是完全封闭的，后来成立深圳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加入全球贸易，效果非常显著，但也是非常“低垂的果实”。
现在情形就不太一样，现在的每一项改革，比如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国企改革等，从技术上来说都更复杂，要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效益，还是要做很多深入研究和仔细探索，不能再简单地靠直觉。 当年邓小平具有惊人的直觉，就给农民积极性和自由。现在这个大方向还是对的，但具体的操作执行方面还要下更多功夫，当前的改革任务对决策的水平和质量、分析能力要求更高。
我相信我们新一代领导人非常聪明而有智慧，他们身旁有很多有能力的智囊，但这远远不够，因为本次改革更为宏大和复杂，改革将是非常艰辛的。比如说税制改革，肯定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全球经验来看，有多种税制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还带了很多负面的后果。我觉得，改革真的需要很多研究咨询和论证，我们目前的决策架构是不是能够把体制内外一些最好的思想、最好的主意，和最好的知识经验充分的利用起来，还有待观察。
凤凰财经：现在感觉民众对改革的期盼比较急切，但是改革又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因为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怎么看这种矛盾？
胡祖六：民众对改革期盼的急切的心情，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最近几年改革的步伐大幅放慢，甚至出现停顿和倒退，中国老百姓不满意。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都体现在如何满足民众合理的诉求。我相信新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都认识到这一点，从而有一种改革的紧迫感。
但改革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颇为复杂，我觉得在改革的态度上，一个是要审慎，同时也要大胆，如果太审慎那就放不开手脚，改革无所建树，民众就会很失望，如果太冒进那也会出问题。所以要在审慎的同时，在某些方面条件成熟时就要不遗余力的向前推进，不能再患得患失、优柔寡断、谨小慎微，谨小慎微是最近几年来中国官场的一种普遍心态，我认为这是导致中国老百姓不满的一个原因。
改革是要冒风险的，需要有魄力，要大力推进，但是改革的方案的设计方面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全面，确保最后改革能够最大限度获得成功，从而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 我说要有魄力，并不是鼓励冒进，因为有很多改革项目确实技术性专业性比较强，不是拍脑袋就能实现的。比如金融改革，它的专业性就非常强，确实需要很多专家的严谨论证，不是说你拍脑袋就可以拍出来的。
只要有国企就不可能公平竞争
凤凰财经：国企改革改了很多年，您认为下一步国企改革会有跨越性的进展吗？
胡祖六：国企改革在三中全会的决议里面有多大的篇幅，多大的地位，引起多大的注意或者重视？这个还未知，还要等公报全文出来以后。但是在我看来，要真正深化全方位的改革，国企改革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它是重头戏。
习主席、李总理都特别强调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比国企问题更加充分的体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企改革是一个最淋漓尽致的表现。国家要不要改变国企全资或控股的地位，对于国有控股参股的产业或者企业最终怎么管理，是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还是通过组织人事部门管干部的传统方式，都影响制约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国有企业恰好是政府和市场边界高度模糊的地方，带来很多不良的后果，具体表现为国企效率低下，竞争力不强，各种垄断危害了公平竞争，压抑了创新，导致了腐败。同时还表现为经济结构失衡，重复建设、产能过剩。
当然国企改革也曾经取得过很多成就，今天的国企应该说跟36年前的国企是不一样的，但是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巩固这些成果。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很多人看国企现在这么多利润，这么挣钱，就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历史与国际经验证明，国企不管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样的经济周期下都不如私营企业有效率，我想中国不可能例外。那些坚持“中国模式”的人觉得强势政府加上国企就是中国的独特优势，其实是自欺欺人、罔顾现实的一种幻想。
凤凰财经：你觉得国有控股权能不能放开？其实我看到现在很多民有企业也有投资国企的，但是因为股权占比比较少，没有决策权，对企业的经营影响比较小。
胡祖六：在国企的二级、三级控股企业里面已经有民企参股，但仅仅这个个层面还不够。我们首先得问，为什么必须是国有，为什么不能是民有，按照公司法设立的企业，雇佣中国的工人、向中国政府交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什么非要是国企，为什么不能是民企？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从英国到欧洲大陆到美国，到日本、东亚四小龙，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国企实现现代化的，无一例外都是靠私营企业。那为什么中国就非得靠国企不可呢？等习李换届的时候，国企在整个GDP的占比应该从目前的40-50% 左右大幅降到10%以下。对于少数有合理理由保留的国企要应进行一个系统的改革，不是靠政府行政部门来管国企，国企要真正的实现自主经营，遵循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包括人才的挽留、激励考核机制，都应该市场化。
如果把国企当成一种政策的或者政治的工具，就会导致很多的利益冲突，导致它官不官，商不商，效果很差。
习、李领导人反复强调树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之重要性。 我认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但是，只要有大量国企的存在，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竞争，因为政府各种政策、法规，包括金融政策，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会不可避免地向国企去倾斜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是一个立法者，立规者，和一个公正中立的裁判，但如果政府拥有和经营企业，就等于说你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那怎么可能有公平竞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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