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关于建立“超国别货币”的提议，呼应了六十年前凯恩斯清算联盟与Bancor的倡议，是对美元霸权的当头棒喝 

【周小川关于建立“超国别货币”的提议，呼应了六十年前凯恩斯清算联盟与Bancor的提议，是对美元霸权的当头捧喝】

3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与8500亿美元机构债。尽管市场对此早有预期，但规模如此之大的注资举动，还是引发了市场关于中长期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风险的担忧。而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对此中国政府很难袖手旁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23日至26日四天之内，在央行网站上密集发表3篇署名文章，分别谈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高储蓄率与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在中美货币博弈的大背景下，周行长的文章随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试图将金融危机爆发的责任往外推。保尔森关于中国储蓄过剩是导致次贷危机重要原因的指责言犹在耳，盖特纳就悍然指出中国政府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他们的逻辑是，由于中国政府操纵了人民币汇率，获得了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导致中国居民压低消费（增加储蓄）而增加出口，从而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进而压低了美国金融市场利率，推动了美国房地产泡沫与衍生品泡沫的形成。

而周小川行长关于中国高储蓄率以及金融监管的文章，实际上是在正面反击上述指责。“高储蓄率”一文指出，中国高储蓄率的形成具有多种要素，例如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家庭结构、人口结构等。中国的高储蓄率与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是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是应对未来金融危机与资本流动逆转的结果，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那种认为中国高储蓄率是由汇率低估造成的，并认为人民币升值就能降低高储蓄率的观点是片面的。“金融监管”一文指出，由于美国国内的金融监管存在若干缺陷，导致对金融创新监管不足，衍生产品发展过度，从而直接酿成危机。这些监管不足可以归纳为微观与宏观的顺周期性，包括信用评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新巴赛尔资本协议的内部评级法等。言外之意非常明显，美国政府应该反思自己在金融制度设计与监管层面的失误，而不要一味地推卸责任。

由于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着中心货币角色，这就赋予美国政府一种独特优势，使之能够将自身危机的成本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推卸给货币体系的外围国家。虽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但由于这些债务多以美元计价，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印刷钞票、制造美元贬值，来降低实际债务水平。次贷危机爆发至今，美国政府用于救市的资金承诺规模巨大。当美联储宣布直接购买美国国债后，一切更是昭然若揭。

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政府自然会对外汇储备面临的市场价值缩水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周行长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章，实际上是在向美国政府直接施压。如果美国政府再一味利用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来转嫁危机成本，最终美元可能被其它国家所抛弃。这篇文章的提议是创设一种超越国别的全球货币，来永久解决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特里芬难题”。周行长的提议，直接呼应了六十年前凯恩斯的清算联盟与Bancor倡议，是对美元霸权的当头棒喝。

中国政府在G20伦敦峰会召开之前发表这些文章，是要增加中国政府在本次峰会上的主动权，积极提出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与加强金融监管的倡议，要比被动地讨论其它国家提出的议案更为主动，更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博弈中占据先机。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注：本文详见2009年第7期《中国企业家》，未经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