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基因在哪里

东西方文化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种差异决定了在商业运作上，我们与西方也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过去的黄金十年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大多是借用西方的商业模式和资本运作手法，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经历成长的危机。中国能否出现完全意义上的东方基因、东方世界级企业？如果中国企业想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哪些方面要改进呢

牛文文：过往的黄金十年，大部分成功的企业都是在沿用美国有的商业模式，靠着美国来的VC和PE在美国上市，完成了一个公司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这些都是美式资本主义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但现在这些企业很多都在经历危机。请大家考虑这次经济危机以后中国的企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中国创业者怎样才能出现东方式的创业。

林志鹏：我认为我们很难避免走西方这条路。比如说合同法的出台，咱们慢慢地照着合同法这个路子走下去的话，中国也会变成一个高消费的社会，企业成本也会提高，慢慢地也跟西方企业一样面临困难。

谢犁：我感觉东方的优势就是文化力量很强，而西方是制度优势很明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我们中国目前的失业率、社保能力、人口的收入和物价水平来说，中国可能会有无数人在街头饿死，但现在的中国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纽带，家里的人会救济失业的人。但是这个情况在西方，就必须靠社会的福利转移制度。中国的企业有做得很大的，但是却很少有世界级的企业。而印度公司却能做到，因为印度是一个完全西方化的制度国家，它的法律非常完善，我们在印度投资就会很放心，签署的合同都会被执行，因为有法律的保障。但是在中国，签的合同再完美，心里都要悬着。我不仅要跟被投资的企业家有交情，还要跟他的朋友熟识，用道德上的约束力来保证合同的执行。中国有很多非商业化的规则，这也说明了中国内生文化的强大。

在西方，因为边界清楚，所以风险很小，交易的成本最低。中国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有一个统计，全球500强的公司里头，CEO是印度人的，大概有90家；在全世界100所好的大学里，印度人做校长的大概有25家，但是中国显然有差距。

李捷：在中国，你要想让企业成功，企业家要有足够大的人格魅力去成为这个企业的精神领袖。做不到这一点，企业就很困难。但反过来讲，一旦这样的企业成功，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企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所有的企业的运行和资源都依靠企业家。但是在西方的体系下就有一个很严格的治理结构，董事会、CEO和股东三者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不允许有CEO的权力凌驾在股东之上。可是中国的企业家脑子里不太有股东的概念，他们觉得这企业全是自己的。马云自己就说：“我不缺钱，这些人给我钱，是他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他。”中国的创业者经过风险投资、Pre-IPO最后上市，但是在他们心里是认为风险投资的钱只是拿来用用。也就是说，他们奉行的游戏规则是西方的，但内心是东方的，他们很享受成为精神领袖的感觉。

王晓艳：中国文化，从来都是集体是第一位，个人是第二位的。中国所有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其背后实质都是“国字头”的，是集全国之力，而不是凭借某位领袖的智慧或是商业运作手法上的成功。这种差异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假如说真的一下改变了，对我们来说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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