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银发文化”冲击波正在酝酿，它将覆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 

尽管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但由于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带来的冲击空前强烈。有些改变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甚至可用匪夷所思来形容。

“银发文化”1：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 

一直以来，老龄化都被看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但近年来学术界已逐步达成另一种共识：单纯把老年人口看成经济发展“成本”的做法早已过时，从另一种视角着眼，老龄化也可能创造“长寿红利”。

世界卫生组织《探索老龄化的神话》的报告指出：当前流行的老年人对社会经济无所贡献的观念，很大程度是因为只计算了有收入的显性就业。在大量无收入的“岗位”上，如农业、家庭照料、志愿者等等，老年人做出的贡献被无意识的忽略和低估了。

在美国，有300万65岁以上的志愿者从事教育和社区服务等工作。除此之外，欧美等地还有专门的退休专家组织，动员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社会服务。而中国非农职业每年大约有300万人退休，组织或老年人自组织参与社会志愿服务，使其专业技能和人生智慧更好得到传承，无疑将是社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

如果说中国老年志愿者还是有待开发的领域，那么老年人对家庭提供各种服务（如照顾孙子等等），为子女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隐性红利”。而且中国当代的老年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的，总体来说对社会看法积极正面，能吃苦耐劳，有强烈的贡献社会和能力释放的意愿，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有这么一批人迈入老龄化阶段，是中国的福气。”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可以将这看成一种“精神红利”。

在中国，老年劳动者似乎没有太大的空间。农村老年人参与劳动的比率相对较高：在60-64岁的男性中比率为76%，在高于65岁的男性中比率为38%。但在城市老年人口中，该比率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说还很低，60-64岁的男性中仅34%工作，超过65岁的男性中只有13%还在工作。

这种情形部分是由国企改制造成的。过去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提前退休浪潮，国有企业男职工50岁下岗，女职工40岁下岗（所谓的40-50现象）。但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也在不断削弱着老年人的赚钱能力。一方面，以往能经常雇佣老年人的低收入的农业和服务业在收缩；另一方面，劳动力技能老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随着老年劳动者的数量的不断增加，就业的困难将更加明显。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该局面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科锐国际业务总监刘峰告诉《中国企业家》，老龄化会给企业管理、薪酬甚至企业文化带来冲击，特别是在用工习惯上。“中国企业目前的用工是一种挥霍性消费，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企业在用工方面会更切合实际，退休返聘也将蔚然成风。”刘峰说。

但“长寿红利”真要落实，必须要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之上，而且还有赖于应对老龄化意识在公众层面的进一步普及。目前，长寿红利的梦想尚未照进老龄化的现实。

“银发文化”2：“老”的新定义 

老年人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从人口统计学考虑，老年人是指60或65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是最老的老人，据联合国相关统计，预计在未来50年内，8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将增加至五倍以上。此外，预计百岁或以上的老人数目将增加13倍。社会需要区别对待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60岁与100岁相提并论显然荒唐。

老年人的家庭角色也随之变化，在100岁爷爷家里，60岁老人就是孙子辈。再也无法只用祖父母来定义老年人的家庭身份。

老年队伍的壮大也使老年人无法被简单定义为离退休人员或体弱多病者。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个体差异，使老年人的社会、经济、文化角色千差万别，以至于难以轻易加以分类或界定。

老龄化改变了代际关系。家庭内，虽然四世同堂的家庭今天并不鲜见，但核心家庭越来越取代传统大家庭的居住习惯，越来越多人独立生活于传统的家庭网之外，生活不再像曾经那样以辈分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孝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调查显示老人的家庭权威性角色也正在弱化。

在社会上，老龄化可能带来社会资源在各年龄组的重新分配。老龄化将导致全社会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的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50年，发达国家养老财政支出将占到GDP的10%甚至更多。甚至有媒体提出“年龄战争”的概念，来描述老人与年轻人在社会再分配、工作机会、商业等方面的竞争。在中国，老年人该不该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出行，也一度成为热议的话题。

“银发文化”3：古老哲学的微笑？ 

另一个好消息是，注重家庭价值和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应对老龄化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依靠。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机构养老不仅成本高昂，与其他养老方式相比，进入养老机构的老人健康水平和存活比例也均有下降。

在财政压力和居住意愿的双重压力下，各国都在回归以居家养老为主流的发展模式，提出了由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家庭支持、保险系统补充的综合应对策略，试图通过发展专业的长期照料体系，尽可能延长老年人居家和健康生活的时间，从而缓解国家财政压力，为创新解决方案营造空间。

2008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的意见》，指明了中国老龄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党俊武介绍说，老龄委的研究表明85%以上的老年人希望居家养老，选择机构养老的只占6%-8%左右。“这与中国鼓励孝道的传统文化有关，赡养老人被视为家庭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这将是我们应对老龄化的有力武器。”

但在老龄化浪潮席卷之前，中国传统的家庭赡养网络已开始大幅弱化。中国政府现在鼓励农村家庭签署的“家庭赡养协议”，明确规定老年家庭成员如何得到照顾。截至2005年底，中国各地已签订了超过1300万份这样的协议。同时，越来越多的父母诉诸法庭来维护他们的权益。2005年，北京市法庭接受了超过2000起由农村老人发起的诉讼，起诉他们到城市打工的孩子不履行孝道。

“孝文化的伦理观，体现为老人在家庭中作为知识、财富、权威和祖宗的象征地位，子女对父母绝对顺从，是一种报恩型价值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姚远告诉《中国企业家》。但计划生育带来的子女数目锐减，以及家庭小型化趋势的蔚然成风，正在瓦解孝文化的社会基础。零点调查公司2005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数报告》显示：如今能够征求老人意见并听取意见的晚辈，仅四成左右，老人的家庭权威性角色正在弱化。

如何有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应对老龄化，已引起政府的重视和思考。而且，“长远来看，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未来必然会有大的调整，届时也许会迎来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的高潮。”王燕妮说。

但这取决于是否有坚实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做基础。如果这一前提条件得到满足，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会在老龄化的环境下全面复兴，甚至还会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向全世界输出。中国也将向全世界揭示出一条应对老龄化危机的全新思路，贡献出自己独特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