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岁的米兰·帕尼什Milan Panic是一个活着的传奇!他是勇敢的游击队员，曾与纳粹进行过殊死搏斗;他是优秀的运动员，获得过南斯拉夫的自行车全国冠军;他是“可耻”的叛国者，利用去荷兰比赛的机会逃到了美国。

他还是科学家、企业家和政治家。他是全球基于DNA研究的生物学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他以20美元起家打造出数十亿美元的生命科学龙头企业MP Biomedicals;他担任过前南斯拉夫总理，曾与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等人一起被《华尔街日报》评“欧洲年度人物”1992年。

但本质上，他是一个商业冒险家。当他用20美元创办ICN公司，选定以商业化的DNA产品为公司发展方向时，成功的几率为百万分之一;他在Galenika 制药公司的冒险掀起了南斯拉夫历史上最大的工业私有化运动，《首席执行官》曾评论：“他很自负，如果在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一个市场的话，他肯定计划去那儿”。

他与中国也颇有渊源。早在1990年代，他就在中国开工厂，生产Ribavirin。在担任南斯拉夫总理期间，他也曾出访中国。10月底，《中国企业家》专访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大冒险家”。

《中国企业家》：你几乎一生都在冒险，请问您怎么看待风险?在您的商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冒险是什么?您怎样控制风险?

帕尼什：这是个竞争激烈的世界，如果你想要有所成就，你就必须充满精力地去竞争，而且需要有梦想驱动。你必须有运气，也必须很聪明，充满梦想和精力的去斗争。

我喜欢冒险，但我是在认真计算了风险和收益后才去冒险。拿赌博做比方，赌博是会输的，这样的风险不值得去冒，正确的做法是开赌场，我会做那个开赌场的人。一般来说，商业上我有50%的把握就去做，但30%的把握也不算低。但在科学上，能有5%甚至1%的把握就已经很好了。我冒过的最大风险是开发治疗丙肝的药物利巴韦林Ribavirin，它的成功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即使在科学上这种成功率也是很低的。但我们有梦想，而且我们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我们知道遗传的机理以及遗传代码是怎样工作的，这提高了成功率，降低了商业风险。

《中国企业家》：你刚到美国时，用20美元注册了一个公司，并将其发展成为生命科学龙头企业MP Biomedicals，您是怎样做到的?

帕尼什：人年轻时都很骄傲，因为他们拥有未来，想要改变世界。我当时就想通过制药来改变世界。最早我是和一些知识渊博的教授一起工作，我说服他们加入了我的公司;后来我又遇到了一些商人和银行家，再后来我又找了政府的人加入，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团队。

当时我只是个学生，却要领导一群教授、商人和政客，让他们为我工作。你必须有梦想和决心，坚强、精力十足，同时还要是个好学生，这很重要。幸运的是，我成功地协调了各个部门间的关系。再后来，我们研制出了利巴韦林，把它放在中国制造，最终它为公司创造出了超过200亿美元的收益。

《中国企业家》：你怎么看你自己的这种冒险家性格?

帕尼什：我是个不妥协的人，觉得对我就会去做。我很快乐，我不需要改变，因为我做出了贡献。

我们在欧洲有17000名员工，作为企业家，我的领导风格比较强硬，要做出决定，有时候会像个独裁者。人们可能并不喜欢你的决定，但还是要这么做，这在管理上很常见。我的风格并不算特殊，但很成功。

我的管理原则是：要成功，就必须储备各方面的人才。在科学方面，我总是雇佣最好的科学家，标准是雇佣的人必须比我知道的多。我们的董事会规模很小，但其中有两个人拿过诺贝尔医学奖，公司还有许多加州理工、南加州大学来的教授;董事会里还有管理学教授、银行家。

同时，我最大限度地在公司营造人人平等的企业文化。我始终强调，公司里每个人都很重要，从清洁工到药物开发领导者，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只是做不同的工作，但不幸的是收入有差距。所以我给公司普通员工的工资都比较高，同时确保公司整个体系能为成功的、优秀的人带来巨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