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时，认为邓小平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就是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周其仁还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阶层构成中唯一的变化，是前面没有企业家这样一个群体，后面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一经出现，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成为中国建设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的主角。

没有人否认，企业家是我们这个社会学习能力最强、进步最快的群体之一，是今天这个时代创造价值最大、承担责任最多的群体之一，更是中国3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市场持续繁荣、硬实力奇迹般跃升的核心支撑力量。奇怪的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也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说到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却往往是褒贬不一，甚至苛责多于理解，没有一俊遮百丑，只有一丑遮百俊，总之是连基本的客观都很难做到。这究竟是为什么?

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这样看很正常。人家看中国都是带着有色加变形眼镜的，何况是看年轻幼稚、不但会抢他们的生意、还可能一不小心就砸了他们饭碗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呢?

中国人看自己本土的企业和企业家心态就复杂了。以沉淀了几千年的仇富基因和轻商贱商的社会传统为背景，“爱之深，责之切”就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动听的理由了。遗憾的是，这个“爱”字实在是很难看得出来。就像西方人习惯了用丑化和低看的视角评价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一样，很多中国人也习惯于用美化和高看的视角来仰视西方人和西方企业。这样仰视过去再矮看回来，就更容易给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挑出数不胜数的毛病。人们恰恰忽略了，正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濒临崩溃的艰难蜕变和转型期，在中国长期板结和极度贫脊的市场土壤上，千千万万创业型的企业家不畏艰险，前仆后继，作为一个整体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奇迹，那就是一马当先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和平崛起，为十几亿人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在全世界的扬眉吐气提供了日益强大的物质基础与财富实力。

这些企业家及其领导的企业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中国社会的弊端、西方榜样的误导都会在他们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是说实话，中国优秀的企业家群体，无论是在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方面，还是在规律探索、价值创造方面，都已经远远走在大部分其他社会阶层的前面。他们已经做到的东西，已经到达的境界，很多人既理解不了，也想象不到，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常常与企业家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我们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一涉及这类题材总是令人啼笑皆非、没有一部能真正接近企业家真实逻辑的原因吧。

整个社会的制度创新不足、改革动力消退之际，目标大而惹眼、政治地位又不相称的社会群体必然容易遭遇误解或伤害，乃至遭遇故意“误解”或“意外”伤害，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显然属于这样一类群体。怎么办?外求诸人不如内求诸己。从SARS到伊拉克战争，从印度洋海啸再到国内的汶川大地震，企业家们除了日常努力做好自己的企业外，开始有意识地抓住机会奉献爱心、群体行动，一次次展示他们集体人格的力量。当这类偶发事件已经不足以承载他们追求更大意义的人格冲动的时候，2004年的情人节，一群企业家的 “集体情感出轨”开始了“SEE”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传奇;2006年12月8日，“共识，共享，共担”的理念和“全球最重要非赢利机构之一”的愿景，几乎把改革开放30年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一网打尽”，横空出世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由此起航;而目前正要呱呱落地的，则是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为主的部分企业家辅助李连杰，共同孕育的“中国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而李连杰也正式申请成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第一位社会企业家。

我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世界怎样对待你未必取决于你真的是谁，而往往取决于你表现得像谁。如果你本来是个好人，却因过分自信被误解为坏人，甚至被当作坏人乱棒打死，你说你死得冤不冤?

今天，一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家能够自觉地为自己的集体人格寻找或打造健康的载体，既是为了让自己的人格能够在这里得到更好的修炼与提升，也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容易了解中国企业家整体上代表着一个非常健康、阳光、负责任的方向，那就是“先问是非，再论成败”的方向，“只做益虫，不做害虫”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支完全有能力在问清是非的前提下驾驭更长远、更可持续的成功的力量，是一支完全有能力只做益虫，也能成为强大的虫，也能拥有更大、更美的菜地的力量。

正因为中国有这样一支健康、强大的力量能够与开明的政治家日益默契地配合，与社会各阶层日益良好地互动，我才非常自信地几次对外国友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真正值得担心的是人类出问题，世界出问题，只要世界不出大问题，你们就不必担心中国出问题。

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使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既然中国是世界重要的、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合适的世界舞台当然也应该成为中国企业家勇于承担责任、展现集体人格的重要载体。就这样，与中国的政治领袖相呼应，王石、李连杰们代表中国的企业界和NGO适时现身，成了哥本哈根大会中的另一种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