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他是这家医院的药局主任。后来，他建立了南方制药厂，生产出“三九胃泰”，成立了三九集团。后来，三九负债百亿，他退了休，因为“滥用职权”收购大龙健康城项目用地，进了牢房。
终点又回到起点。他回来检查身体。医院不大，人车混杂，看起来，没人认得将近七十岁的赵新先。病是老病，高血压，糖尿病，按时吃药，控制得不错。
还是有怒火。晚年褚时健的态度是，“过去的事我根本不去想，不如意的东西越想越多，想它自己找麻烦不是?”语气平淡，其中也有怨望。那时候褚时健已经77岁，如果能把无限期的保外就医看作对当年被判“无期徒刑”的补偿，在哀牢山上大种柑橘也就算个不错的结果。赵新先在看守所呆了1年零9个月，抵扣了刑期，没进监狱，怒从何处生起?
先不谈案子。赵身边的人说，赵自称“中国最老的农民工”，“三无人员”，因为军转民衔接不畅，退休手续一直办不下来，没有退休金、医疗保险，没有产权房，还在深圳住着三九集团的职工宿舍，虽然有两百多平米。“成绩是主要的，”赵曾自我总结说，“犯了错误，也应当给予正常人的待遇。像褚时健，就是拿了一些钱，其它都是成绩。”
类似的控诉在前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那里听到过。“我什么都没有了。”出狱后的郑说。
“我们国家对企业家的价值没有真正地认识，”赵新先对身边的人说，“把他们当成政治家、公务员了，他们倒霉、受磨难的机会太多了。”
褚、郑、赵，都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人生过半，突然有了商业可以寄托，可以逞志，较其前辈中抑郁而终者已是万幸。又披荆斩棘百炼成钢，看看已可彪炳青史，忽又马失前蹄功亏一篑。近十几年，谈起他们的结局，叹惜声不绝于耳。一定是有过错，如王石所说：“不管褚时健偷偷从企业拿了多少钱，就是再少也肯定是违法的。这毫无疑问。”然后才会授人“打击报复”、“挟私构陷”(如果它确实存在)之机。只是罪名是否合适?轻重是否失当?他们刑满后是否必须如此“悲惨”(如果它并非被夸大)?
何况并非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过错”构成了犯罪，如郑俊怀，如赵新先。尽管赵已近70岁，尽管他笑称“在中国冤案平反的平均周期是27年”，他还是心有不甘。他身边的人说，赵认为，自己当年决定以不到5亿元从港商手中买入大龙健康城项目，并因此获“滥用职权”罪，而今地价已升至“20亿元”，足证这一决策的正确。赵新先记得他的辩护律师田文昌(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对他说：这块地50年后赚的钱还是老赵(赚来)的。同样的意思，赵在法庭上用自己的话作了表达。
但是赵可能陷入了那样的状态：他看见的都是他愿意看见的。2000年2月，三九集团收购大龙健康城项目用地，其时三九的负债率在1998年已达到 80%的状况并未好转且在持续恶化。很不幸，紧接着，三九集团被中国政府特聘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女士选中作为“监管风暴”的靶子。三九挪用上市公司 25亿元资金被证监会严厉谴责。三九负债百亿的报道铺天盖地。银行迅速逼债，三九腾挪无术，大龙健康城只能存在于图纸中。与他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朋友们一样，赵曾是历史的书写者，当他突然成为历史大潮的裹挟者时，个人力量的渺小就变得一目了然。因其突然，陷身其中者才会无限遐想那些可能改变方向的诱人的偶然性，比如，如果不是史美伦，如果某媒体不率先发难，如果银行没有翻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