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家的口头禅是，“现在库存的大蒜已经很少了，物以稀为贵嘛。”相反买家会说，“现在大蒜还多着呢，供大于求。”自从2006年大蒜电子盘这种类期货交易开通以来，空头和多头势力在市场上也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
对我而言，2006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南店子街的很多规则发生了改变。
1997年，南店子街开街的时候，没这么多人，也没这么复杂。一些农民在自家门口放一个磅秤，帮外地人代收、代卖大蒜，每吨大蒜挣几块钱代办费。但当大量交易集中到这里之后，这些人开始发生分化。
一部分头脑灵活的人发现，买卖之间存在价格差。于是，他向卖方支付定金，以低价买入大蒜，高价卖出，然后再向卖方付全款。很多人还开始专门做这种 “跑信息”的工作，这是南店子街我最早的经纪人。这些年来，这条街成就了很多人，比如“四大天王”。由于他们对大蒜的行情把握比较准，有资金实力，各有一批追随者，成为这条街上的权威。不过，现在除了东北营口的朱姓天王依旧是权威之外，另外三个已经被市场淘汰。这条街上有几个著名的外地商帮，比如营口帮、邳州帮、寿光帮，他们是南店子街的“常青树”。
从2006年开始，南店子街上的很多人开始关注我的库存量和出口行情，开始有了行情意识和产业意识。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2006年的那波牛市行情。6月初我的收购价格是每斤1块左右，但到年底，我的身价最高已到了4块左右。那之前，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我能这么挣钱。这种“快钱效应”很快在与我有关的圈子里扩散，一大批外地人纷纷进入。这些新加入的人，有一些素质比较高，所以南店子街的游戏开始一步一步升级。
2006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大蒜电子交易所的出现。它打着订单农业和电子商务旗号，实际上是一种准期货交易。但这些电子盘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的监管，南店子街上的很多人都知道这跟“赌博”差不多，电子交易所本身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我的故事是在有了电子盘之后才变得更多彩的，电子盘加剧了交易我的风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子盘并不是真正的期货，你只能在电子盘上买卖我未来的价格，却几乎不能交割。过去几年，只有寿光电子交易所组织过两三次交割。但2007年的一次交割过程，完全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空方先提出来在河南而不是南店子街交割。多方赶到河南之后，发现空方交割的产品品质很差，根本不是合同上规定的、出口标准的级蒜。于是多方决定把我拉回南店子街曝光。空方百般阻挠，不准多方拉走，当地跑运输的司机都不敢来拉我。于是多方又从南店子街调来一台车和装卸工，装满后车刚刚开动，一台破奔驰一头就撞上了这台车。这事最后也不了了之，不过大家也都认识到，交割基本上是个传说。
我的身价是怎么被炒高的
去年我走红之后，有人猜测，可能是“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这些腰缠万贯、见过大世面的人，像炒房一样，把我的价格炒高了。不过说实话，在南店子混的人根本不可能有“炒房团”那么高的起点，他们大多数人是农民，还有在农贸市场里从事干货生意的大小商贩。就连那些所谓的“大户”，大部分也都是小人物。2006年，江西一个做干货生意的人在金乡赚了钱，于是他所在的农贸市场里做衣服、做家具等各色人等一哄而上，都到金乡做大蒜，江西帮就是这样成势的。其他帮派的形成也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亲戚朋友你带我、我带你地来金乡。
今年我的身价离奇飙涨，里面有信息战成分。先是一些人拿着统计的库存数据，在市场上散布“库存蒜已经不多”的消息;接着有人配合表演，一辆辆大卡车拉着我在金乡的大小街道上来回奔波，制造出需求旺盛的景象。就像炒股一样，庄家先制造舆论，散户跟进;当散户跟进时，庄家就开始出货了。当我的身价达到每斤6元的高价时，有很多小散户还幻想着价格会冲高到7元、8元。但突然又有人发现，库存蒜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少，买家也没有那么多。于是价格直线下降，5月初价格又回到了3.8元左右。
此外，2009年以来我的价格剧烈波动，跟不透明的种植面积也很有关系。2009年11月，我已经被农民兄弟种进地里，这时中国大蒜协会的一位领导想调查一下我的种植面积，结果发现，种植面积只能到2010年2月份才能统计出来。
但我并不认为，我的价格在现货市场是可以轻而易举被操控的。这个市场是由大量的、存蒜量几百吨的小散户构成，存上几千吨的就被称为“大户”，存上万吨的几乎为零。去年10月份我的库存量有102万吨，一个万吨大户所占比例也就是百分之一，十个大户也不过占1/10，怎么可能搅动市场价格?大户最容易兴风作浪的时候是每年4、5月份时，因为此时新蒜还没有上市，市场上的蒜量小，但如果老蒜存量很大，这个效应也不会出现。今年4月份发生的涨价事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的库存量只剩下5万吨左右了。
